如果说婚姻是夹杂着爱情的浪漫与现实需求，那么生育则承担了延续自身血脉与社会繁衍的重任。总人口的婚育水平不仅是衡量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也关系到国家战略性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更影响着社会和经济发展。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上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中国正试图通过积极调整人口结构，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

虽然人口问题广受关注，但青少年婚育现象似乎因较为敏感而很少被关注。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婚育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柳叶刀·全球健康》近日刊发了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马军团队和宋逸团队等一项关于青少年婚育状况的研究。该研究表明，1990年至2015年，中国青少年（15~24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2015年出现反弹。此外，青少年性行为、外出务工、男女比例失衡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年轻女性的婚育水平。

“早婚和青少年生育是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指标，对女性青少年及其后代的健康与福祉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改善了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权利，在此快速过渡阶段，不同亚组之间存在偏差和波动，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还缺少高质量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课题组同期刊发的评论文章指出。

出现反弹性上升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和社会角色转变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给青少年生活环境带来改变。比如，青春期提前、生长发育终点延迟、社会角色转变延迟等。

《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对青少年投资不足不仅损害早期社会对妇幼的投入，还会影响个体未来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并加剧痛苦、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文章认为，对青少年进行有效投资，是保证对儿童期生存和早期发展投资可持续收益的必要条件，也是纠正儿童期健康问题（如营养不良、暴力和虐待）的关键策略，还可能影响其成年期和下一代。

全球的统计数据显示，15~19岁女性结婚率（事实性婚姻）从2003年的8.1%下降到2018年的5.0%。20~24岁女性结婚率也是同样下降的趋势，从2003年的27.2%下降到2018年的20.8%。

“但在国家层面，涵盖到地区的数据，尤其是长期、大规模人群青少年婚育数据仍然缺乏。”马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为此，北京大学研究团队选取中国人口普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和中国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1995年、2005年和2015 年）的数据，对中国15~24岁女性的婚育状况进行了纵向研究。

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为20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女性青少年早婚早育行为的发生，但从实际统计数据来看，15~19岁女性事实性婚姻和早育仍然存在。

采访中，该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副教授宋逸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总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2000年以来，我国15~19岁女性已婚率（事实性婚姻）和生育率的反弹性上升值得关注。

宋逸解释称，这一方面与适婚人群性别比失衡有关，年轻男性可能会诉诸替代策略来寻找配偶，比如支付更高的彩礼、转向更年轻的女性等；另一方面与未婚青少年性活跃程度更高，但又缺乏可靠的避孕措施有关。

此外，中国大量的年轻农民工也可能是反弹的另一种解释。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农民工的早婚（合法年龄之前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同居）的比例为14.7%。

教育能有效遏制早婚早育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已婚和生育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省份间差距。

该研究显示，2015年，农村15~19岁女性已婚率（事实性婚姻）和生育率分别是城镇的3倍以上和4倍，且2000年以来的反弹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地区差异整体表现为东低西高。2010年15~19岁女性已婚率（事实性婚姻）和生育率省份间差异分别达到26倍和27倍。

此项研究还特别注意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包括宁夏、西藏、新疆、广西、青海、云南和贵州），青少年已婚率和生育率比较高。

“除了政策因素外，文化和规范差异也会影响人们对早婚、流产和生育的态度，进而影响青少年结婚和生育行为，这也可能是青少年已婚率和生育率地区差异的原因。”宋逸说，简单的城镇化进程不能弥合城乡在教育、少数民族和文化因素上的差异，如果没有额外的干预措施，早婚和早育风险可能仍会持续存在，对于农村女孩尤为如此。

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有效遏制15~19岁女性婚育呢？

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是：教育。目前，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覆盖率已接近100%，然而12年教育的完成率相对于亚洲发达国家仍然较低。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教育的性别和地区差异大大缩小，但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教育水平仍然不容乐观，对于贫困的农村女性尤为如此。

“中国仍需要持续关注人口问题，进一步普及教育并促进教育公平，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避免青少年过早发生无措施的性行为。政府尤其需要进一步投资高中教育，力争把经济上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女孩留在学校。”马军同时指出，教育和医疗机构也应该承担起促进未婚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高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利用率和质量的责任。

低生育率已成全球趋势

其实，不仅女性青少年婚育趋势呈下降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年轻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有所回升，但中国的总生育率仍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中国如何才能减缓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低生育率是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社会保障提高、收入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目前，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并且，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加强。”翟振武认为，生育率走低与生育政策关系不大，更多与客观环境相关。比如，生活在大城市的女性往往因经济压力、生活与工作方式、照顾孩子时间成本等“后顾之忧”，生育愿望远远低于农村女性。

因此，翟振武建议，今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重点应放在儿童照料、家庭支持、就业保障、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方面，努力创造家庭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力争将总生育率保持在1.6以上。

谈到上述研究中出现的青少年女性婚育率整体下降的趋势，翟振武认为，“这也是一种客观规律的结果”。但他指出，青少年女性的婚育率肯定会有一个推迟效应。“如果将研究人群扩展到24岁以后的女性，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至少生一个孩子。”

“低生育率趋势虽然不可阻挡，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以减缓这一趋势的速度。”翟振武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20)3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