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迎来百年校庆的哈工大，因为被禁用工科“神器”MATLAB，短时间内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此次被禁的还有哈工大的“邻居”——哈工程。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表示，我国各种软件长期依赖国外，终究不是办法，国产软件当自强；也有网友认为，作为警示信号使得我们紧张起来还可以，但影响也没有那么深远。

“我们‘倒贴钱’为国外软件试错，别人却想禁就禁。”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刘利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牢牢掌控了软件生产这一核心环节，就可以随意指定或改变规则，以对我国实施限制。

一位信息学领域的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国产软件研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时间长了，“就像整天把好吃的面包卖给我们，最后我们连馒头都不会蒸了”。

翻脸如“翻书”，“倒贴钱”试错贡献化为零

事件发生前，哈工大与该软件商MathWorks公司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曾邀请该公司员工举行讲座，为学生讲解MATLAB的使用操作流程。

今年3月，哈工大发布了MATLAB校园授权License更新指南。一切本该沿着校企商业合作的正常方向发展，怎奈MathWorks公司“翻脸如翻书”，最终还是服从了政府的强制性禁令。

在美国商务部5月22日公布的“实体名单”中，目前已包含13所中国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以及南昌大学。

在刘利看来，MATLAB发展到今天，实际上也有中国众多用户的功劳。“用户会为软件试错和检验，使软件企业得以稳定、壮大甚至引领。如果被禁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这些年为企业试错等的贡献就都被化为零了。”他说。

“我们‘倒贴钱’为国外软件试错和贡献，别人却想禁就禁。”刘利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牢牢掌控了软件生产这一核心环节，就可以随意指定或改变规则，以对我国实施限制。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国内某知名高校一名研究机器人的教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使用的很多基础工具如印刷电路板、制作软件、开发软件、机械设计软件，很多都来自美国，这些软件在整个科研环境和企业产品中起着重要作用。

上述院士表示，这一系列警告来得“正逢其时”。中国在软件开发方面长期滞后，“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以他所在领域为例，这位院士表示，科研人员日常使用的科研软件，只有少量简单的东西是自己设计编程的，其他都买自国外。“美其名曰，你的产品既然要卖到国外去，用的软件就要跟国外接轨。”

“这些软件每年更新，定期收费，回头一算，亏大了。”他说。十几年前，我国就开始部署国产软件开发，但是进展缓慢，因为大家普遍缺乏紧迫感。

该院士表示，事实上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没有那么难。

“MATLAB很多子功能，我们自己都能做。”他说，“在我当学生的年代，需要自己编程，然后检验程序，对了再计算结果。后来有了MATLAB，无须自己编程，也不用自己检验，数据送进去一回车就完事了，大家何乐而不为？”

上述研究机器人的教授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某高校曾研发出一款三维设计软件。但国外的三维制图软件起步时间早，成熟度更高，为了抢占市场，国外企业以比较低的价格在国内促销。“所以国内研发就被放下了，现在这款国产软件就没有了。”

“这就像整天把好吃的面包卖给我们，最后我们连馒头都不会蒸了。”院士直言。

对于工业软件最大的支持应该是鼓励“使用”

研发像Matlab这样的工业基础软件到底难在何处？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宏安解释说，它不是单一学科领域的问题，而是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不结合学科知识，这个软件就没有意义。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把工业软件想象成一个学生，他今天要学化学，明天要学物理，后天要学航天。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一定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工业基础软件研发是高门槛的，因此绝非普通软件工程师能胜任。王宏安担忧的是，国内高端软件人才储备非常不足。“现在软件学院毕业的大量学生纷纷去了互联网企业，做应用软件开发，两者的技术难度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即便国内团队好不容易完成了一款工业软件，其实它还只是个半成品，可能界面不那么友好，稳定性不那么高，功能还需要再拓展。“这时候还必须有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王宏安说。

国家对于工业软件最大的支持应该是鼓励“使用”。

虽然任何产品都要以可靠为前提，但国产新产品必然无法跟国外成熟产品抗衡，工业软件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它需要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不断调整、扩充、更新，才能真正完善使用。因此，他也呼吁，国产工业软件亟需市场给予成长的空间。

多位专家指出，平台性、工具性的工业软件研发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有很大风险，企业很难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需要政府支持高校和专业研究院所来做，不能讲效益。

1997年，一套进口的工业实时数据库系统软件需要花费300多万人民币，非常昂贵。王宏安就意识到，在这一工业软件领域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将来一定被国外公司卡脖子。于是，他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开始研发国内首个工业实时数据库系统软件。

他们花了5、6年时间做出产品，又花了3~5年时间去调整、完善，才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现在，一套进口软件的价格是一两百万人民币，略高于国产软件。“你自己没有，进口价格就高，一旦你有了，市场价格就会迅速下降。”

科研评价不能急功近利

同时，王宏安强调，靠人海战术短期突击做不成软件。

他认为，第一，要养成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有足够的毅力和韧性精神，用时间去换经验；第二，国家要给“试验田”，只有这样队伍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这些软件产品才能成熟；第三，工业软件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国家要鼓励、支持市场能容错。

前述研究机器人的教授指出，科研评价体系不能急功近利，看到别人在做飞机、火车、轮船，中国同样操作就行，实际上这背后的支持体系和软件工具更加重要。“否则，别人低成本给我们用，我们拿来后没有经过市场的试验，用商业路径去走，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别人？”

刘利则认为基础软件产品自主研发的难度很大，并建议更好地布局。

软件产品的自主研发意味着很大的投入和严格的工程化管理，在长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无法盈利的情况下，普通企业通常难以承担现在程序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年薪。

“禁用的影响令人担心，但让人更担心的是，国外的禁令过一段时间就偃旗息鼓了，这样国内刚开始不久的自主研发工作，因驱动力下降，半途而废的风险就大了。”刘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