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

李实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世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研究员

余江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杜宝贵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国家科技政策东北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按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依旧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科技界还是产业界，对于这个问题都“如鲠在喉”。

10月22日，本报7版刊发了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的署名文章《怪现象围城：如何提高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力》，引起读者热烈讨论，不少科研人员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为让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采访了几位电子领域一线科研人员和相关科技政策专家，旨在分析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为何存在短板，理性认识与发达国家差距，从而呼吁学术界、产业界凝心聚力努力攻关，摆脱被“卡脖子”的逆境。

问题一：“能买来就不用自主研发”思维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关键核心技术？

陈宝钦：简单来说，核心技术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国家战略相关的技术，最典型的有“两弹一星”、航天技术、深潜技术等，在国民经济领域典型的有高铁技术等。大部分与国家战略有关的核心技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两弹一星”精神的鼓舞下基本上保留了整个产业链。这一部分尽管与国外也有差距，但已经筑就了了不起的事业。还有一类核心技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微电子技术。但可惜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能买来就不用自主研发”思想的指导下，解散了很多本来存在的与微电子、无线电领域相关的企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解体，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余江：一般认为核心技术涉及最基础的前沿工艺、核心器件和关键的装备、系统与架构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的主要特性有如下几点。一是高投入和长周期。2008年启动的“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研究已经以国家重大专项的体量实施了十年，有很大进展但仍然处于艰苦的追赶阶段。二是知识的复杂性和嵌入性。三是系统与核心部件的寡头垄断。比如在世界范围内，光刻机的核心技术被荷兰的ASML公司占据80%左右，尼康、佳能加起来差不多占据20%，这三家企业近乎垄断了全世界的集成电路核心工艺。最后一点是价值生态高依赖性。很多工作不是一家公司包打天下。比如一台光刻机系统有数万个零部件，其制造难度堪比制造一架飞机，其中有大量的光学、电子、机械的子系统。核心技术产品的成功高度依赖相关技术研发的生态系统的成功。

赵世柯：核心技术是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长期、持续、高投入研发形成的具有关键性、独特性的技术体系。相对企业外部而言，核心技术形成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不具有可复制性，并控制着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如半导体行业中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等。此外，核心技术具有与众不同的核心价值和高度的先进性，往往为一个企业所独有，不易通过简单的模仿而被窃取或复制，如谷歌公司开发的搜索算法核心技术，具备强大的网络检索能力，使其形成该领域的技术优势。

《中国科学报》：如何判定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

杜宝贵：是否掌握核心技术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掌握了该技术的整个技术体系，不仅包括核心技术，也包括外围支撑技术；二是有足够克服该技术发展瓶颈的科学理论支撑体系和技术装备能力；三是有稳定的研发人才队伍，有关键核心领军科学家。

赵世柯：对于如何判断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可供参考。

其一，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要看是否从原理上吃透技术。任何技术都有其相应的基础理论支撑，要掌握核心技术，必须深刻理解其技术原理，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具体体现在，所用技术在产品全寿命周期内的作用机理、效应和范围在制造、测试、试验、运行、维护等所有环节和条件下均具有可预测性。也就是说，只要满足确定的条件就能完全复现产品相应的行为，不受地域或时间的限制。所用技术在一个时间、地点可以生产出产品，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时间、地点，生产出完全一样的产品。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对核心技术掌握的程度还反映在产品的质量上，掌握越到位，产品的成品率越高，质量越有保证。

其二，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还要看是否具备了基于核心技术的创新拓展能力。如果把从0到1看作是初步具备了核心技术，但是还不能认为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如果能从1到2，再到3、4、5……能够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不断地深化和扩大核心技术的内涵和外延，并能够纯熟地衍生出多种基于类似技术原理的相关技术，成功应用于类似产品的研发中，说明已经具备了基于核心技术的创新拓展能力，也就是说，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

其三，对核心技术的运用是否让企业在行业内占据了技术制高点，是否获得了竞争对手在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技术优势。这体现了核心技术的关键性、独特性和先进性的特性。

其四，是否已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并实施了有效管理。核心技术不是单个分散的技术，而是一个技术体系（当然，这个技术体系里面不一定全都是创新的技术，大部分还是原有的技术），不仅包括技术原理、方法和流程，还包括产品研发的所有要素，如：人才队伍、工艺设备、基础配套条件等。如果只掌握了单个分散的技术或流程，不能说已掌握了核心技术。在一个企业内部，所谓的核心技术只是分散在不同员工的脑中，也不能说已掌握了核心技术。即使核心技术细节全部存在于某个关键人物的脑中，如果没有经过整理形成固化的、可验证的文件资料，并对这些文件资料实施有效管理，我们也不能说已掌握了核心技术。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我们经常看到报道，一名员工从企业离职了，造成产品研发工作严重拖期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可见，核心技术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问题二：行政干预有一定严重性

《中国科学报》：如何看待科研领域中的行政干预问题？

杜宝贵：在科研工作领域，行政干预问题应辩证地看，凡是遵循了科研规律的干预都是必要的，凡是不符合科研规律的干预都应该取消，过程干预应减少，结果导向最关键。经费的使用应放开，智力投入的价值应充分地体现在经费里；提高科研管理水平、改善科研管理工作的关键是让内行切入，单纯的行政干预不利于科研的持续发展；同时，科研管理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则确立，管理要到位，树立红线意识；二是服务跟进，服务要贴心，激发更大活力。

李实：对科研工作应当采取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我国现在的科研界有技术领导行政化的趋势，且缺乏纠偏机制。这两个角色如果在实际意义上合二为一，就会变成对科研工作的行政干预。一个领导科研同时又掌握行政权力的领导，由于其握有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如果其在科研领域的判断和决定有偏差，就会对科研造成影响。

赵世柯：科研管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但如果角色定位和权责不清晰，容易产生对科研工作干预过多和履责不到位两种倾向。现实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责权不清或角色缺失，国家投入的科研资金总体利用效率并不高。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合理，条条框框太多，致使办事难、耗时长、成本高。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的办法管理科研人员，可见，科研工作中的行政干预问题有一定严重性且受到高度重视。

以往，立项论证、中期检查、最终验收各个阶段，机关管理部门的话语权较大，哪些项目可以立项，由哪个单位来承担，验收标准如何确定，能不能通过验收，往往都是机关管理部门说了算，专家们也要看机关部门的“眼色”行事。这种状况不仅不能充分发挥专家们的把关作用，还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埋下了隐患。十八大以后，这种现象有明显改观。

科研经费预算和使用管理目前问题仍然比较多，不同类型项目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可列支的预算和比例都有一定的范围，并要求每个项目按照执行时间列出非常详细的预算明细。但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经费的使用是不可能完全按照预算执行的，因为科研活动本身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研究结果的发生也不可能按制定好的计划进行，不可能预知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需要补做什么实验或测试。先不说经费预算的大条目是否合理（人员工资是最大的科研成本，但一些类型的项目不允许列支人员工资），把经费预算做得很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比如说，差旅费预算要详细到出差目的地、人数、交通工具和票价等明细，实际上很难按照预算执行。但是，如果没有按预算使用科研经费，在项目结题审计时就会比较麻烦，很伤脑筋。此外，好多科研项目都快到结题时间了，经费还没到位，只好“突击花钱”。这样的经费预算如何去执行？当前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科研工作实际、缺乏主动作为的免责管理。

问题三：产业化方面差距更大

《中国科学报》：我国目前核心技术的掌握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陈宝钦：我谈谈我熟悉的微电子领域。微电子产业的工业节点是三年，每三年集成电路集成度提高4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微电子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与国外差两代，也就是6年左右。现在的情况要分三个方面来看，科研方面，我们与国外大概差3代，十年左右；低端产业方面由于大量引进技术，与国外没有实质性差距；在高端产业方面，乐观来看，我们与国外仍然有30年左右差距。任何与微电子产业有关的材料、设备、工艺、技术等最先进的三代技术我们是引进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在科研领域。科研领域我们虽说与国外有差距，但差距不是非常巨大。我们的主要问题出在产业化方面，具体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即使设计出来电路，国内无法加工，只能找国外代工。或者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好的样品，但在量产时无法保证良率，这是我们被“卡脖子”的关键所在。

李实：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现在与国外的差距确实很大。比如说我现在从事的微波放大器领域，与法国、日本的差距至少有二三十年，和美国的差距就更大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器件刚刚发明，全世界都是从零开始起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跟踪国外的发展，差距还不算太大，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差距就拉开了，目前研发的产品在可靠性、寿命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还比较大。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我国核心技术领域的尴尬现状？

陈宝钦：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微电子的研发和生产刚刚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当时国外也没有高端微电子产业，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通过五六十年的时间发展起来了。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高端制造业与国外的距离越拉越大，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在国家层面没有把微电子技术定位为最核心的技术。微电子技术的研发投资大、周期长，小支持、断断续续的支持作用有限。纵观国际上垄断微电子产业的公司都是集本国的力量专门支持的结果。

微电子产业要想发展起来，需要建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覆盖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掩模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各种重要的材料制造等等。一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支持类似“两弹一星”那样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部署和基地。

以目前的情况看，微电子产业要求的几宗“最”我们做不到。首先，要求最精密的设备。最精密的设备要求最完美的晶体，但后者主要由日本垄断，前者主要由美国和欧洲控制。其次，要求最洁净的各种气体化学材料，微电子需要上千种气体化学材料，只要一种有问题，所有都白干。我曾为了做光刻胶的纳米稀释，买了国内所谓洁净度、纯度最高的化学材料，倒进去就变成“果冻”，所以连化学材料也必须买进口的。第三，最严格的环境。温度方面，国外要求实验室温度的误差在正负0.1摄氏度。我们能做到正负1摄氏度就很好了。洁净环境方面，国外实验室要求一平方英尺中一个缺陷都没有，而且是纳米级的，我们做不到。最后，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是最敬业的。国外微电子企业的核心研发人员都是能独当一面的敬业的员工，只要有一人不敬业，就会对最后的产品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

问题四：“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中国科学报》：提高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在国家政策层面应如何做？

余江：在政策层面，我们面临着一些设计难点。

首先，以国家使命为导向的政策，很多东西都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市场、制度、投资、人才问题等，而这些问题往往又需要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去思考解决。如果以自己的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可用、能用为目标，我们要如何兼顾国家战略需求的急迫性、核心技术突破的复杂性和相关产业创新生态培育的长期性？

第二，如何平衡自主可控核心技术体系与通过全球开放合作来发展的不同战略目标？这两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总是完全平衡的。如果从战略需求角度强调做绝对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从开始的器件到应用端的程序，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来做，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意识到大量的技术领域是要靠全球协作来发展的，业内全球顶尖公司在很多环节上也大多是与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进行开放合作。因此无论是做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还是通过开放合作以嵌入全球价值链来发展自己，我们都要审时度势，来探索一个如何在战略上平衡的问题。

第三，重大核心技术攻关计划的制度设计如何做到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诉求的兼顾？企业要在竞争中存活下来，企业投入要有回报，重大科技计划的设计要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兼顾，这也是很有挑战的。

此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卡脖子短板”背后有深层的科学问题。比如，航空发动机的研发难在哪？难在其背后深层次的基于学科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国外航空发动机大公司，即使它们把图纸给你，你也不一定做的出来。为什么呢？我们在关键材料领域的性能、研发方面有很多工艺和科学问题还没有完全过关，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样品，但还需要经历几十万个小时残酷的超高温、超高压的考验。我们航空发动机在关键材料上不能完全顶上。而在航空发动机的关键制造技术体系、过程与集成方面，复杂的产品系统涉及几百家供应商做零部件集成整合，如果没有构建很强的技术体系是不行的。在航空发动机的维护诊断方面也有大量的科学问题，国际上大公司在此的健康管理方面也有我们不具备的成熟体系。

《中国科学报》：目前的科研评价考核标准（例如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等）对核心技术研发来说合理吗？

杜宝贵：目前，对技术发明与应用的考核应改变以往片面的单一标准模式，技术研发与应用同科学研究不同，前者更注重其应用价值，因此考核标准是其应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非单纯的论文。此外，技术研发提出的新问题也将促进科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后者则更凸显其理论价值，重大科学理论的突破需要SCI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扩散其研究状况，避免出现重复性科学研究，节约社会成本。

赵世柯：首先，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与发表文章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要保密的，不可能从竞争对手发表的文章或专利中获得核心技术的细节（不像以前，大家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很重视）。现有考核评价机制中发表文章的权重确实高了些，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客观地说，学术论文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价值，对于从事纯基础研究的人员来说，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从事应用基础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人员来说，研究工作重点要瞄准应用，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是最关键的。

第二，核心技术的发展关键是人才，最核心的载体也是人才，而评价考核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因此，相应的评价考核标准的建立和调整要围绕“人”来进行。最近，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启动了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也说明了目前相关考核评价体系的问题或弊端的严重性。

第三，谈一谈跟考核评价机制有关的各种学术不端问题。近年来，论文造假、剽窃、抄袭、一稿多投现象时有发生，报奖时利用行政资源侵占他人科研成果据为己有也屡见不鲜，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大学梁莹事件等。学术界出现的各种不端行为不能不说与现有考核评价机制有一定关系，评职称需要文章，申报项目需要职称，报奖项需要项目支撑，学术地位和待遇需要奖项，形成了一个链条，也是过于看重文章、职称和奖项的结果。当然，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完全归咎于当前的考核评价机制，还存在其他社会因素。

《中国科学报》：如何改进科研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提高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赵世柯：关于现有考核评价机制的调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考核评价要坚持和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国家选拔任用干部的一贯方针和根本原则，用于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有着明显的意义。我认为，过去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应该加以强化。科研工作本质目标就是求真求实，探求科学事实和规律。诚实守信、恪守科研道德是做好科研工作的最基本要求。坚持和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目前存在的因急功近利导致的各种学术不端现象。

第二，在选拔人才时避免把学历、论文、职称和奖项等作为硬杠杠，不要标签化地把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对人才的考核评价更要注重实效。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要看他（她）在基础理论上有哪些真正的创新，发表的文章达到了什么水平、产生了什么学术影响，而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对于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的人员，要重点看他（她）突破了什么关键技术问题，创造了多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不同岗位职能和目标人才的考核评价，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和维度，不同类型人才均应有不同的职业上升通道。

第三，要逐步建立包含人才退出机制的动态考核评价体系。近些年，我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推出多项科技人才计划，为加快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获得资助的人拥有的各种头衔习惯上成了一种终身荣誉和标签。应该说，这些荣誉确实反映了某个人在某个时期内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就或者学术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并不代表其能始终处于某个高度，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进则退。更有甚者，一些人在拥有这些头衔之后就远离了科研一线，不可能再有什么实质性的科研成就。学术荣誉终身制是产生“学霸”的重要根源。拥有学术荣誉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后，为“学霸”行政干预科研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对后备科研队伍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问题五：“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科学报》：在核心技术领域，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之间是什么关系？

杜宝贵：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引进的目的是找到真正的差距，包括技术本身以及组织技术应用的体制和机制等诸多方面。技术引进也能形成有效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国内相关企业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技术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某些技术攻克难关的进程，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自主研发在某些情况下是在国外技术封锁条件下的被迫行为，攻克难关也需要在最大限度引进国外最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展开，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更是如此。前者需要资金、市场等因素做保障，后者需要时间、研发经费投入和国家政策导向。在布局方面，技术引进应将重点放在通用和成熟技术方面；攻克难关应把重点放在各工业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和共性关键技术上，如智能制造里的芯片技术等。

李实：目前所谓技术引进往往是“解剖”产品，但这种解剖如果没有理论功底和经验积累的话，是起不到预期作用的。因为你“解剖”的产品已然是结果了，工艺过程是看不到的，还是需要依靠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消化和吸收。这就是为什么“一比一”的仿制往往不成功的原因。

所以说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根本还是自主创新，技术引进只是看看别人的东西是怎么做的，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技术储备，研制出与之相适应的自己的工艺，生产出自己的产品。要是完全依靠“解剖”引进的产品是不可能提高核心技术研发和生产水平的。

赵世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总体科技实力差距还很大。开展技术引进可避免漫长的摸索过程，加快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利于培养和壮大科技队伍、提高科研水平；最直接的，可在短时间内取得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技术，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技术引进是一条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技术引进工作的开展。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个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开展技术引进仍然是必要的。

但是，技术引进不能代替自主攻关或自主创新，如果不搞自主攻关创新，只是跟踪模仿，就无法实现技术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必须立足于自己，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必须加大高端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精密仪器等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攻关力度，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为最终实现技术超越奠定基础。当然，对引进技术消化和吸收的成果，可以合理地借鉴到自主攻关当中，推动由引进到自我创新的转变。反过来，自主攻关的成果可以促进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可见，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相辅相成。

《中国科学报》：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分别应如何立项布局？

赵世柯：关于核心技术突破的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有系统的阐述，为科研立项提供了总体方向。立项工作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重点领域展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大力推进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中突破高性能集成电路、高端芯片等关键元器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的核心关键技术；同时要面向新的工业革命发展趋势，重点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突破。技术引进和自主攻关的立项均应围绕这些重点领域展开，具体实施应由一个政府主导的统一管理平台组织推进，避免多头管理、科技资源“碎片化”、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需要指出的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技术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领域，如：新材料技术、关键元器件技术、尖端装备制造技术等。基础性越强的领域，我们的差距越大。因为基础性越强的工作，难度越大，对人的要求也越高；研发周期长，失败的风险高，没有投机取巧的空间，只能靠自己老老实实去做，要坐得住冷板凳。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正在研发的重点工程任务所用的关键原材料、元器件仍需大量从国外购买。我个人长期在工程技术开发一线工作，能深深体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痛。基础领域的技术很难引进，只能靠自主攻关来解决，建议立项时向应用基础领域倾斜，向产品的上游技术倾斜。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掌握核心关键技术。

问题六：科研管理重立项、轻验收

《中国科学报》：如何完善科研管理机制以保障核心技术突破？

赵世柯：在科研管理机制方面，科研管理机制的核心事关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对于自主攻关，政府还是要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技术领域，需要长期持续投入资金和研发力量，政府应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对于企业自发组织开展的技术攻关工作，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扶持。技术引进涉及的因素要复杂一些，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容易受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因素的影响，立项之前对技术来源国相关信息获取的详细程度是决定技术引进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是关键阶段，需要外方的积极配合，需要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继续支持，时间可能很长，可能还要追加配套资金，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地化。因此，技术引进项目后期阶段应作为重点来管理，政府管理要延伸发挥协调和监督的作用。

要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多出科研成果、出好成绩，必须提高科研管理水平，改善科研管理作风。要做到这些，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科研管理相关制度和法规。具体如下：

第一，还是要进一步明确科研管理部门、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及行业专家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在立项论证阶段，要让行业专家充分发挥把关的作用，就项目的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风险，候选承担单位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案、项目负责人情况，条件保障等方面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估，对于要不要立项，是否存在重复投入和研究问题，应该让谁来承担等，项目承担单位要提供真实、完整的资料供评审专家查证、质疑和评估，管理部门要充分尊重行业专家的意见。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案选择上，在充分质疑的基础上要尊重承担单位的意见，毕竟承担单位对具体情况最了解。管理部门在整个过程中主要起到政策指导、协调和监督的作用。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两头，即立项论证和结题验收，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检查评审对科研工作的干扰。

其二，在赋予专家组更大话语权的同时，应逐步建立包括追责制度在内的评审专家管理制度。专家有收评审费的权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失责就应当被追究。如果评审专家组玩忽职守，不尽职尽责或知情隐瞒不报，致使科研项目因可行性论证不充分或让不具备承担能力的单位去承担等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造成国家科研资金大量浪费或损失的，要视情况追究专家组的责任，并给予处分，建议有关部门对此给予一定的关注，为科研项目评审专家立规、立法。

其三，关于科研腐败的立法问题。以往的科研管理重立项、轻验收。钱花了而问题没解决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些承担单位拿了科研经费，却没有完全用在科研项目上，或没有认真组织实施，造成科研资金流失，也使与项目相关技术的发展受到迟滞。对于这类情况，目前的惩罚力度太小。建议加大追责和惩罚力度。比如，给各科研机构建立科研诚信档案，对诚信低的科研机构限制或取消其申报项目的资格。当然，科研失败不等于腐败，要视具体情况予以区别。

最后，还想补充谈一下科研经费使用管理问题，这也是科研管理的一部分。建议实行宽预算、严审计，在开支条目和明细上给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取消不合理的限制，让科研工作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学研究工作中。要管好“钱”，更要尊重“人”。在验收结题审计时，要严格审计，财务专家和技术专家密切配合，确保经费没有用到与科研无关的其他事项上，一旦发现有挪用经费等违规情况，要严厉处罚。

问题七：工匠精神缺失已成痛点

《中国科学报》：学术领域的一些不良风气对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否也有影响？

李实：近些年，国家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可谓不重视，投入也不可谓不大，但具体到承担项目的科研部门来说，项目没有继承性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从微观层面来看，科研环境确实存在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抄袭、剽窃、注水、打包、掺假等行为影响我国目前的核心技术研发。

比如，现实工作中存在有些人将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成自己成果的情况。这些人由于没有参与前期科研工作，后期用户有改进需求时就无从下手，无法及时改进了，项目做着做着就做丢了。技术没有了延续性，自然难以持续跟进。这种不尊重别人的知识和劳动成果的现象，必然会影响到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下，即使是本应当如“象牙塔”一般的科研机构也沾染了不良风气。在一些单位内部，各种关系、利益已经趋于固化。长此以往，真正投身科研的人会伤心。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科技部等4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项联合惩戒措施。虽然科研领域的不良风气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但国家频频对科研领域不良风气“出手”，期待可以一点一点将风气正过来。

《中国科学报》：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与工匠精神的缺失是否也有一定关系？

杜宝贵：工匠精神的内涵主要是责任意识，而负责任的关键是要有对责任的保护和激励，责任与激励紧密联系，有效的激励能确立责任的效用价值，稳定的激励能持续增强负责者的未来预期。因此，技术攻关中的任何一个工种和工序都应给予相应的稳定利益回报，科学家、工程师、普通工人都是技术攻关中的一分子，分工有差别，但人格是平等的。任何把技术攻关中的劳动作无谓的高低贵贱分类都是错误的，德国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高，日本产业技术工人也是如此。

赵世柯：李克强总理在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工匠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与工匠精神的缺失有关。急功近利，重眼前、轻长远，工匠精神的缺失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一个痛点，也是未来能否全面实现技术超越的关键。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从大的方面说，工匠精神是一种修养、文化和价值观，工匠精神的培养跟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环境密切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从娃娃抓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培育，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从最基础的国民教育工作做起。

其一，将工匠精神的培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存在一些影响工匠精神培育的消极因素，如重学历轻能力、重智育轻德育等。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把工匠精神的培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贯穿各个层次各阶段教育之中，把德育放在首位，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学生责任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重塑工匠精神的民族基因。

其二，当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多还是停留在口号上，知识、技术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要改变这一状况，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理念，不拘一格地选拔任用人才，营造有利于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风气，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对此，政府首先要做好示范引导，让爱岗敬业、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成为各行各业的价值追求和每位公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气质。此外，必须还要在制度建设上着手，加强立法，对与工匠精神相悖的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等现象“零容忍”，严厉打击，让其无安身之地，而不是让“劣币驱逐良币”。

其三，在技术攻关中如何才能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我认为，技术攻关团队的建设很重要，让团队中每一名成员都能从技术攻关成果中获得成就感、光荣感，每个人付出和贡献都得到尊重和认可，这样他们才有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技术攻关工作中，不断地攻坚克难成为团队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这样自然就会培养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因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做好技术攻关的必然要求。

《中国科学报》：要实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文化建设、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

陈宝钦：中国要想真正在微电子领域的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全民重视诚信。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比较浮躁、功利倾向很严重。第二，重视质量。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去造假。第三，要全民重视工匠精神。核心技术最关键的部分依靠的是工匠，所有高精尖的微电子设备最核心的技术、最后一道工序都是工匠手工打磨的。但我们现在没有好的工匠了，我们把工匠精神丢了，有现实待遇的原因，也有教育倾向的原因。

在人才评价方面，不能完全按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来考评核心技术研发人员。文章、专利，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平时的工作评价应该各占三分之一。在评审专家的组成方面，根据我亲自参与的评议来看，建议增加评委人数，最后的评价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杜宝贵：技术引进的管理要注意引进技术的适用性和先进性之间的平衡，综合国力和国内需求的平衡；自主创新的管理机制也需要创新，突破现有的管理机制，如稳定的投入、非竞争性项目机制、国家顶层设计、各领域协同攻关等。其中，稳定的经费保障和稳定的科学家激励预期最为重要，不能让“冷板凳”成为常态。

余江：从我们团队做的大量调研案例研究来看，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全球顶尖的人才培养有如下特点：全球化竞争的商用技术市场残酷无情，真正领军的产业核心科技人才一定是残酷竞争后脱颖而出的，而不是自封的。以集成电路前沿工艺和设计为例，从名校博士毕业到成为全球核心技术团队负责人，一般要在研发（前沿企业实验室或者和一线企业合作的科研院校实验室）一线潜心打磨10~15年，积累大量缄默知识和失败锤炼。

（本版由本报记者韩天琪采写，蒋志海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