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在关注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同时，也在焦急地盼望着新技术出现，为人类战胜疫情提供有力帮助。而在争分夺秒攻关科研难题的队伍中，不乏高校的身影。

它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社会使命，这其中，科学研究成为了高校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途径。

这是否意味着，此次疫情也是高校科研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加速融合的一个契机？

不能为了布局而跟风布局

“此前，我们一直强调高校科研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高校科研还要服务于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如此表示。

李言荣强调，相较于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突发事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对相关机构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这十分考验高校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实力”。

受访时，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到了基础研究对于提升高校整体科研能力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直言，如何通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使高校在创新能力建设上，形成自身独有的优势和特色，这是目前高校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许多高校都在面向疫情进行科研布局，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赵继表示，但也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布局要基于学校本身的学科特点，不能为了布局而跟风布局。

以东北大学为例，在学科设置上，该校并没有专门的医学学科设置，但疫情期间，东大本身的研发团队和东大孵化的上市企业东软却在移动检测设备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人工智能和新医科结合，将成为我们未来应对突发性事件时提前布局的一个方向。”赵继特别强调，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到处“铺摊子”，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并作出实事求是的选择，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位置，突出自身的优势特色。

除此之外，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高校还要注意将自身融入整个社会的联动链条之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坦言，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高校所起到的主要还是“积极配合”的作用，在这方面，低估或者高估自己的能力都是不恰当的。

“当疫情暴发时，不要说某一所学校，即使是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在应对疫情时都显得力不从心。”钟章队说，最终我们能够抑制疾病的蔓延，靠的依然是全社会的整体联动。

他坦言，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高校还是一个功能比较单一的机构，然而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社会化”属性。这就决定了高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力点，还是应该集中在自己的主业——人才培养上。换言之，高校提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最重要途径，是能够培养出合格的相关人才。

“当灾难来临，你的人才培养是否能经受住考验；当灾难过去，你的人才培养又能否为将来可能的重大突发事件储备足够的智力资源，这是高校最应该注意的。”钟章队说。

科研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疫情期间，各高校纷纷加大相关的科研力度，但最终评判这些成果的优劣，靠的还是成果本身能否在抗疫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这让李言荣对于当下国内高校科研定位有了更深的思考：“通过疫情大家可以体会到，科研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他表示，高校科研的重点一方面要解决科学前沿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面向现实需求。“总之，要么‘顶天’，要么‘立地’，此前一些人游走于这两者中间，未来靠文章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支撑的科研，将愈发没有意义。”

赵继也表示，未来高校科研的确应该按照国家对人才和科技评价的新要求，突出对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所做贡献的考量。“比如，东北大学对东北振兴就承担着更大的科技和创新驱动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还在路上。”

对此，钟章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我们当然要倡导高校科研工作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但单纯地强调‘顶天立地’却有些过于笼统。”他表示，当前高校不但数量众多，学校层次、定位和科研能力也有着很大区别，而在实际中，学校定位往往又决定了学者科研的定位。“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链条是很长的，每个学校都不可能单独解决链条上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某个高校或学者在科研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学者的科研定位。”

事实上，多年来，我国高校的确存在着某些科研定位摇摆不定的问题——有时大力推行科研产业化，有时提倡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时又鼓励高校进行长期性研究……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看来，这种摇摆不定本身就说明，用一把尺子定位所有高校的科研是非常困难的。

“具体而言，对于国内顶尖高校，无论是‘顶天’的原始创新，还是针对未来战略性的研究，都应该担负更大的责任。但对于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代表的一批学校而言，则更应该面向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针对性地开展有应用意义的研究。”高岭说，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化的，但如果在宏观层面能有一个原则性划分，可能会使得每所高校在自身的科学发展中有更清晰的定位。

高校要将“接力棒”向前延伸

东北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优势见长的大学，作为校长，赵继对于高校不能“包打”整条科技产业链的说法十分赞同。受访时，他做了一个“接力赛”的比喻。

“如果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比作一场接力赛的话，高校比较适合跑的是第一棒和第二棒，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则应该完成最后一棒，即成果最后的产业化应用，其中的第三棒目前尚存在一定缺失和短板。”

“这缺失的第三棒便需是我们通常讲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具体而言，包括技术的转移、成果转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智力支持。”赵继说，从性质上和长远的角度来说，这方面的工作本应交给企业完成，这也是国家一直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国内有能力充分实现这一使命的企业数量还太少。这就要求高校将接力棒向前延伸。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新的机制和平台，包括协同创新、技术转移和中试、成果转化和利益分享、合作平台等。

“此外，有时我们也可以根据成果的不同形态，参考国外模式，在这场‘接力赛’中，吸引风险投资基金等第三方社会资本的参与。毕竟在成果转化的最后阶段，高校不善于具体组织产品生产，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相比之下，有些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进入转化投资领域，不仅专业，对项目失败的承受力也更强。”赵继说。

对于第三方机构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同的代表委员有着不同的看法。钟章队在受访时直言，风投基金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所能产生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原因就在于风投基金有其自身的运作流程和价值判断标准，这样的标准不一定适合所有科研成果的转化。

对此，高岭表示，目前解决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难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具体的形式，而在于能否激发校企双方的成果转化积极性。

“在谈论如何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做产业化行不行？”高岭说，高校出于社会责任、自身的价值体现，以及客观的指标考核，对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相对更高，但企业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以及运营成本问题，高风险的成果转化有时就不是企业谋求发展的“优先项”。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讨论转化方式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高岭表示，这提示我们，解决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是激发校企双方（尤其是企业）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动力。“这既涉及到观念的问题，也涉及企业效益问题，甚至是企业的考核和评价的问题。而当真正激发出双方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后，具体的转化路径和方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毕竟在这方面，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