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我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重大，从长远来看，也对我国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提升学生面对人类灾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其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等。

但无论要求如何，始终绕不开人才培养中的三个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也绕不开如何细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目标。对此，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有更进一步的见解。

增加劳动教育、实践教育

在抗击疫情中，“90后”冲在抗疫前线，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但也发生了留学生发表不当言论的事件。同是青年人，为何思想上的差距如此之大？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指出，青年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形成期，既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产生偏激的态度。“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促进爱国主义成为大学生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刻不容缓。”

在他看来，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不紧，难以涵养家国情怀的根基；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形态单一，没有唤醒或催生家国情怀成长；三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亟待丰富，家国情怀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

家国情怀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形而上的东西、抽象的追逐目标，实际工作中难以做到。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指出，当国家、民族遇到了困难，哪怕是短暂的困难，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行为来应对，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国情怀的表现。

如何提升家国情怀？受访者均表示，要特别重视“五育”中德育的立德树人作用。道德情操在个人层面是品德修养，在国家层面即家国情怀。

但是，德育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的。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看来，疫情中不当言论的产生，与劳动教育的缺失也有一定关系，关键是当事人缺少感同身受的劳动体验。他进一步认为，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德育教育，进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修养。

他解释，一个人只有通过体验劳动的艰辛，了解流汗的过程，才能体悟到成果背后的付出，进而体会到国家发展所取得成就的来之不易，才会在社会生活中树牢吃苦耐劳精神、在劳动的实践中塑造自我，才能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自觉关爱帮助他人，才会永怀爱国之心、身践强国之行。

对于劳动实践所发挥的教育作用，熊思东认为，改变课堂教育模式，将触角延伸至社会，把思想认识扎根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很好的育人抓手。“过去我们说鞋上有泥的教授就是好教授，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鞋上有泥就的学生是好学生，必须脚踏国家、民族的大地接受知识、深研学问，才能成长为国家、民族所需要的有用人才。”

培养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能力

在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中，无论是国际援助，还是科学研究，始终夹杂着不和谐之音，但总体上体现出以人为本、休戚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大学生怎样才能具备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能力，是疫情向教育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拷问。

吴普特指出，保护好地球、保护好人类家园，不仅仅是一国之事，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树立全球资源配置的概念，这也是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当下，粮食、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多领域都表现出全球资源配置的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是高校在“后疫情时代”应进一步强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等教育使命有着一致的追求。施卫东说，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要培育青年大学生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又要使之成为当代大学生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中的有机成分。”

在熊思东看来，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同时，必须重视应对国际范围内突发事件的能力培养。他指出，当下人才培养的问题——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有相当差距。“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反思是，人才培养既要使学生有良好的理论功底，更要强调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他以管理人才为例，我国并不缺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但人才培养中一个共同缺陷是实战性不强。这次疫情让人们体会到专门的应急管理人员的不足。而如果有一支专门的应急管理队伍，遇到类似情况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在施卫东看来，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还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大局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在加强理解与沟通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在相处中体现宽广的胸怀、深厚的文化底蕴，增进青少年信任、欣赏的合作观念，涵养青少年勇于担当的大局意识。

熊思东表示，人才培养还要有国际视野。如今高校都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但是否仍存在“隔靴搔痒”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如所培养的对外人才对国际规则并不熟悉，对各民族、各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要改变走马观花式的‘引进来’，应真正在人才培养体系下更深入的功夫”。

慎待动物与加强健康教育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此次疫情对于大学生而言是很好的“教材”，也是特殊的体验。

医学出身的熊思东分享了一组数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新现疾病出来，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再现疾病“卷土重来”。“再现疾病几乎100%与没有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新现疾病中82%都来源于动物。尊重人类和动物各自的生活空间、生活习惯和行为，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重要准则。”

“我们要慎待动物，而不是善待动物。”熊思东曾与学生分享过这一观点。把动物从野外带回来进行人工饲养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善待”的表现，“对待动物要有敬畏之心，要把握行为的尺度。人们要建立起人类只是自然界很小的一分子的概念，不能对自然界居高临下”。

施卫东表示，疫情再次提醒我们，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方能深刻理解“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生态文明理念。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施卫东认为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促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引导大学生们尊重自然，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二是加强生态法制教育，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大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

疫情期间，人们的目光聚焦卫生和健康领域。吴普特一直在思考，农业虽不直接与治疗疾病相关，但与公共卫生、人类健康有着莫大的关联，俗话说 “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吴普特指出，当前我国亚健康人群仍有70%左右，增强全民体质和促进重大疾病人群的康复，对饮食营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发展“健康引领型农业”，使其成为人类最好的“医生”。健康引领型农业是指以药食同源理念为指导，在绿色农业基础上，生产特定健康功能因子、强化营养素的新型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生物产业。

通过此次疫情，加强人与自然的教育，涉农人才的培养更应突出加强健康教育。“在通识课程中，应加入健康教育课程。”吴普特说，如今定义的“健康”，并不是吃得饱、吃得好，高比例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人们的膳食不够科学。“下一步，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具有健康引领型能力和素养的涉农人才，支撑健康中国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