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系统已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钱建平供图

曾经的“马肉风波”让爱尔兰、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食品安全面临着消费者信任危机，这种“挂牛头卖马肉”丧失诚信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我国茶叶出口也曾因为标准问题屡屡受阻……随着国际间食品贸易量的增加，围绕食品质量和安全的贸易摩擦事件也不断发生。

如何建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互信体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智慧农业创新团队与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爱尔兰沃特福德理工学院合作，从中国与欧盟食品安全管理的需求和可追溯系统的现状出发，明确了中国与欧盟食品追溯系统的差异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食品科学与技术趋势》。

该成果对中欧之间食品追溯系统互信机制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推进现有食品追溯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安全互信的可追溯体系可减少贸易壁垒

一说起猕猴桃，大家就会想到新西兰佳沛，中国已成为新西兰佳沛猕猴桃最大“买主”；当谈到橄榄油，许多人选择产自西班牙的橄榄油……越来越多的进口农产品走入千家万户，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这些进口农产品品质到底如何，是否健康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这些跨国农产品的质量、品质和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它们真实可靠的“身份”信息如何快捷地被消费者获知？

“追溯系统是食品质量安全保障的有效手段，从为应对疯牛病被引入至今已有近30年时间。”论文第一作者、资源所研究员钱建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需求和食品供应链特点，构建和应用了独立的食品追溯系统。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地区相继建立了针对牛肉、果品、水产品等的追溯系统。

“我国追溯系统的研究和应用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钱建平介绍。

在钱建平看来，基于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互信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可以减少贸易壁垒，让好的农产品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对打造企业品牌、扩大产品影响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减少贸易摩擦等都有好处。

知己知彼有助于互信机制建立

“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追溯系统建设标准和体系都存在差异，随着中国和欧盟的食品贸易不断增加，更需要分析差异和特点，知己知彼才能有助于追溯系统互信机制的建立。”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资源所研究员吴文斌告诉《中国科学报》。

该团队以政府、公司和消费者协同角度为切入点，对中国和欧盟食品追溯系统进行了系统对比。结果发现，中欧食品追溯系统都经历了从系统1.0到系统3.0的发展历程。

钱建平介绍，追溯系统1.0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2007年左右，这个时期以信息记录为主，不管是纸质记录还是电子记录，更多是一种简单的、单环节的信息记录系统。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追溯系统中的应用成为1.0和2.0阶段的分水岭，该技术的发展为实现数据、信息快速感知提供重要的基础，可以有条件地进行一些数据的交换和集成。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6年至今的追溯系统3.0，其与2.0的分水岭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真正对质量安全和品质保障起到重要依托作用。

关键在于差异性和独特性

不过，吴文斌强调，要建立中欧之间的可追溯食品安全互信体系并不容易，关键是要明确中欧食品追溯系统发展和应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除了上述相似性外，中国与欧盟的食品追溯系统在食品安全监管与追溯法律法规、数字化追溯技术与应用、消费者的追溯意愿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各自特点。”

钱建平指出，在食品安全监管与追溯法律法规方面，我国更多地采取分散的管理方式。不过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进一步理顺，管理方式正向集中化转变。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层次上延续性和衔接性不强，“我国与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都对食品安全和追溯有明确约定，但两者的有效衔接还不够。”钱建平说。

而从欧盟来看，欧盟层面有基本的食品安全法律法案，欧盟成员国各自在实施的时候有不同标准和细则，尽管也存在一些分散管理，但相对比较集中，而且更注重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

我国追溯系统技术研究基本与国外保持同步，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追溯和以企业为主导的内部追溯等应用模式。而在欧盟，不同国家之间追溯系统应用的壁垒相对较弱，第三方机构在追溯系统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追溯系统能不能运行起来，还需要得到消费者充分认可。而不同国家、产品之间，消费者对于追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钱建平举例说：“比如直接食用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可能带有食源性疾病的产品（如肉类），从文献分析来看，消费者认为这个追溯更有必要。而对于蔬菜，尤其从欧盟来看，其追溯的紧迫性就没有肉类那么强。”

“当前，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食品全供应链的追溯力度，促进中欧可信追溯平台的构建，促进中欧之间食品贸易的健康良性发展。”钱建平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tifs.2020.03.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