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韩毅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

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以来，京城开封一带持续发生大旱，气温较往年偏高。至淳化三年五月，开封又出现大热，这次旱灾的范围十分广泛，波及京师开封、西京洛阳、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和淮南路一带。

长期的干旱和高温，易于病菌繁殖和疫病流行。随即瘟疫暴发，死者甚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在其《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宋代瘟疫的流行、种类、分布及其社会影响。淳化三年开封大疫的流行给韩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瘟疫防治开创了宋朝政府从医学、经济、政治三方面防治瘟疫的先河。”韩毅说。

宋人对疫病的认识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者将防治疫病流行引起的灾害，与仁政统治联系在一起。宋真宗时期，国家将“疫灾”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采取优先防治的战略。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冬十一月辛巳，宋真宗在与宰相王旦对话时明确提到邢昺的“四灾”说，将疫病引起的“疫灾”和“畜灾”列入宋代四大自然灾害。

“经宋真宗之口，邢昺的‘四灾’说始为天下人所知。”韩毅表示，自此后，宋政府将疫病流行引发的疫灾和畜灾防治，同旱灾、水灾防治一起提升为国家四大优先防治的战略，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宋代社会民众面对疫病十分恐慌，其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地方巫术势力强大，“信巫不信医”成为民间习俗。据韩毅介绍，宋代西部地区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是“信巫不信医”较为严重的地区，当瘟疫发作时，当地风俗信巫而不求医。二是对疫病的成因缺乏科学认识，甚至将其和鬼神联系在一起，认为疫病是由鬼神作祟引起的。三是为逃避躲疫，深居简出，无钱买药或乱服药物导致死亡。“逃避躲疫的事例在乡间较为突出，也是普通民众通常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

总之，瘟疫流行给宋代社会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不仅造成人口死亡、社会经济惨遭破坏以及灾民流动，也引起了人们对疫病流行的恐惧。官吏死亡和阙官现象引起的地方统治秩序混乱，促使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吏积极地认识疫病，寻找防疫之法。“自古以来，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既是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韩毅说道。

宋代疫病防治体系如何运作

淳化三年开封大疫是宋代历史上京城地区发生的第一场疫病，北宋政府在这次疫病中主要采取了派良医诊治、赐钱、赐药、派官吏督察、颁布方书、奖励官吏等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疫病救治中，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政府机构的配合、中央官吏的督视、经济财政的支持，以及宋政府将刚刚修撰完毕的官修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首次应用于疫病救治中等措施，为此后政府应用医学知识防治各种疾病提供了范例。

“当时的医学措施有诸如让太医署选派良医10人在京城要害处（城门口、通衢之地）诊治病人，免费给病人提供汤药。经济方面，赐钱50万以购买药物。另外还派遣内侍中黄门1人监督救治等应对措施。”韩毅说。

宋代建立了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它将各级政府纳入到疫病防治之中，采取了医学措施、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等，并对社会民众的救助行为予以规范和指导。

根据《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中所述，宋代中央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

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与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宋前期的三司和元丰新制后的户部负责救济资金、赈济粮食的发放。尚书省礼部祠部司负责疫病流行期间发放度牒、奖励僧人和赏赐庙额等。翰林医官院是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全国的医政，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太常寺所属太医局是中央最高医学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的培养，或奉诏旨赴灾区治疗疾病。尚书省太府寺所属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品，惠民局负责销售各类药物。

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在疫情发生时采取上报疫情信息、派遣医官诊疗、发放药物救治、施粥赈济灾民和控制地方巫术等措施。

“由于身处疫情发生的核心区域，其面临的危机和压力极为沉重。”韩毅表示，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官吏因公殉职，病死在防疫职位上。

和最近“休舱大吉”的方舱医院相似，为了有效实施救治，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在疾病流行时期建立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如安济坊、病囚院、养济院、施药局等，也对治疗患者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社会中也有很多医人如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陈孔硕、陈自明、郭雍等都参与了疫病救治，但大多民间医人未能留下姓名，他们也是疫病防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活者甚众”。

防治疫病古法仍能为今所用

医疗措施、经济措施、政治措施三管齐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高度配合。可见，面对疫情，不管是宋代还是现在，一套良好运转的疫病防控体系都将对疫病防治起到关键作用。

韩毅提示，宋代在疫病防治中的很多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一是要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信息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疫情信息，宋政府要求地方官吏及时上奏有关赈灾情况。“保证地方官府和中央机构信息渠道畅通，是宋政府应对疫病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为此，政府通过一系列诏令，改革文书收发程序，派遣官吏督察，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等。”韩毅说。

此外，宋代时已认识到伤寒病、瘟疫、瘴疫等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但各自的病因病症还是有所不同。尤其是对温病的认识，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

“宋代十分重视医学知识在瘟疫防治中的应用。”韩毅强调，医药知识在宋代防治瘟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不仅使经验良方、效方等得以保存，而且也是药局制造药品、医家防治疾病和临证用药的指南。

地方官吏在防治疫病中撰写的医书、收集的名方和积累的医案，促进了医药学知识的应用与传播。如苏轼撰《圣散子方》、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朱肱撰《南阳活人书》等，切于临床，简便实用。

再次，宋代极为重视防疫新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尤其在瘟疫流行期间派医诊治、发放药品、建立临时医院、掩埋尸体等措施，丰富了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的内容。“如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宋徽宗下诏诸路建立‘安济坊’，作为收留、隔离、治疗轻症病人的医院，就是一大创举。”韩毅表示，这一做法非常类似于在此次疫情中大量收治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

宋代地方官吏认识到传统聚居于一处的救灾方法有一定的弊病，为了预防传染，主张建立相应的医疗机构，分散治疗患者。如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贾昌朝建立“病坊”，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平江府知府吴渊建立“济民局”等，在治疗患者和控制疫病流行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尽管时间已过去近千年，宋代在疫病防治中摸索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应对体系仍值得我们去认真回顾和学习。”在韩毅看来，人类在面对疫病这一共同的敌人时，唯有不断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警钟长鸣，筑起维护民众生命安康的牢固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