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的沙漠蝗  图片来源：FAO

两周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牵动人心，同样让人不安的还有肆虐的蝗灾。

此轮亚、非蝗灾由沙漠蝗虫造成。这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迁徙性害虫，仅一平方公里的蝗群就能容纳8000万只成年蝗虫，一天的食物消耗量相当于3.5万人。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消息，这场不断恶化的蝗灾已席卷东非、中东、南亚的20多个国家，且蝗群仍在广泛繁殖，将对入侵国家粮食安全造成毁灭性后果。

很多公众担心，沙漠蝗已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成灾，距离我国近咫尺之遥。一旦入侵，可能带来严重损失。

“我们既要关注外来的沙漠蝗对中国可能的危害，更要把精力放在控制本国的蝗虫上。”3月1日，生态和昆虫学家康乐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康乐认为，审慎应对沙漠蝗没有错，但要科学判断、理性分析，没必要大动干戈。

他同时对当前热议的“鸡鸭治蝗”和“吃货治蝗”等做了回应。

我国历史上只记载过一头散居沙漠蝗

在2月中旬首次接受本报采访时，康乐曾表示，对沙漠蝗灾不必过于担心。由于其自身特点，这种昆虫的生存和繁殖必须依托于热带和亚热带沙漠。

此次，对于一些人担心沙漠蝗可能入侵我国的“路线”——从印巴侵入西藏，或经缅甸侵入云南，或从哈萨克斯坦侵入新疆，康乐一一作了分析。

康乐表示，受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我国西南同纬度地区未发育出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地理环境和温度条件均不适宜沙漠蝗生存。新疆、内蒙虽有广大的沙漠，但属于温带沙漠，冬春季温度太低，夏季降雨太少，这些都不能满足其繁殖条件。其从云南扩散进来的概率也非常低，因为它必须要突破孟加拉国、缅甸的雨林，才能够进入到中国云南。而雨林的环境也不适宜沙漠蝗。

康乐强调，沙漠蝗在非洲和西南亚的迁飞只发生在冬春季和夏季。从印巴交界处向东迁徙的可能性应该是在冬春季节，当夏季种群向东迁飞到尼泊尔、孟加拉、缅甸等将会遇到当地雨季的严重影响和阻隔。

关于我国可能出现沙漠蝗的地方，康乐表示，可能会在中国尼泊尔交界的西藏聂拉木县。中国历史有文献记载以来，“仅抓住的一头沙漠蝗”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那是中科院动物所张学忠1974年4月在当地樟木口岸采到的一头散居型雌性沙漠蝗成虫。

此外，虽然昆虫学家蔡邦华曾在1956年的书籍中写道，“沙漠蝗原为旧大陆包括非洲的有名的大害虫，在我国云南亦发生。”但康乐认为，这一纪录并未有明确的出处。且自该记录距今近多70年来，中国科学家多次赴云南综合考察采集标本，从未再次在云南采集或证实过那里沙漠蝗的存在。

“不排除偶尔有零星个体扩散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但尼泊尔非沙漠蝗主要入侵区。从云南入侵的概率更低。”康乐说。由此可见沙漠蝗很难入侵到中国核心地带，更勿论主要产粮区。因此，威胁不大。

相对于沙漠蝗，飞蝗蝗灾在我国历史上曾与洪涝和干旱并称三大自然灾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其滋生地黄河故道、淮海河流域和长江下游进行了改造，使得大规模的蝗灾很少发生。

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干旱造成的江河断流、湖泊水位下降和一些地方农田撂荒，又形成了一些新的蝗区，飞蝗蝗灾不时在我国局地发生。如2017年和2018年山东潍坊和辽宁葫芦岛因水库干涸出现的蝗灾。此外，因过度放牧及气温升高导致的干旱也使得我国草原蝗虫发生日趋严重

进入本世纪以后，尽管我国农区蝗虫防治覆盖率达到70%以上，牧区也达到了60%以上。但蝗灾常年发生面积依然可达2.8亿亩左右。其中飞蝗的发生是在3000万亩左右，北方的农牧交错带的草原蝗虫的发生大概是7000万亩，防治任务仍然较繁重。

“今年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去年冬季北方降水比较多，今年春季气温比较高，因此要高度注视我国蝗虫的发生情况，早做准备。”康乐说。

此次沙漠蝗蝗灾并非突然迁飞造成

康乐表示，此次蔓延至20多国的沙漠蝗蝗灾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自然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气候因素和未及时防治占很大因素。

据介绍，沙漠蝗的滋生区是热带和亚热带的沙漠，主要分布于北回归线以南、南回归线以北的范围内，集中在四个核心地区：非洲之角、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和东南部、西非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沙漠。

“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它们是沙漠里边固有的一种生物。”康乐说。四个核心区加上北非的部分地区是沙漠蝗非成灾时常年存在的地区，也叫作衰退区。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沙漠蝗群居后向外迁徙和扩展的地方地方则是入侵区。入侵区的面积要比衰退区大许多，常常是农业种植区。

康乐强调，沙漠蝗的分布区有一定限定性，首先冬春季温度要高，其次必须是沙漠降雨多的地区；没有沙漠的地区，气候必须要干燥。能够长期建立起种群的地方一定是热带和亚热带沙漠。所以，沙漠蝗向北迁移很少越过地中海。

近几年，印度洋偶极子气象条件在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带来丰富的降雨，恰好与沙漠蝗的滋生区完全重合，使那里的沙漠植物迅速生长，给沙漠蝗的繁殖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而沙漠区（部分区域属当地自然保护区）相关监测缺失，未能及时防治，使其在滋生区经过几代的繁殖迅速形成高密度种群。

“种群密度一旦变高，沙漠蝗的习性会发生重要改变，从低密度的散居型变成高密度的群居型，发生定向迁飞。”康乐说，在2018年，四个核心滋生区就形成了高密度种群。去年夏季，蝗群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非洲之角和印巴南部的沙漠迁飞，直到形成如今的规模。

“所以，它们不是从非洲一路迁飞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在那里2018年和2019年就有当地种群。” 康乐说。

历史上，沙漠蝗定向性的迁飞最远到达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但因环境不适宜，建不起稳定的种群。通常情况下，沙漠蝗灾在印度东海岸也很少发生，非常偶尔会零星扩散到尼泊尔、孟加拉国。“甚至缅甸也不属于其入侵区，更不用说我国云南。”康乐说。

不过，上世纪70年代，沙漠蝗也发生过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远距离迁飞，蝗群从西非之角到加勒比海迁徙了约2000公里。但康乐表示，不要被极端数据所左右，因为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它是借助于季风，还是主动飞翔这么远？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沙漠蝗的入侵和扩散范围可能会有所增加，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康乐补充说。沙漠蝗在南非温带地区有一个亚种，但是未见严重成灾的报道。因此沙漠蝗在温带地区很难形成高密度种群。

控制蝗虫不能“赶尽杀绝”

此次受沙漠蝗灾困扰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成员国，康乐表示，把中国的治蝗技术和方法支援到兄弟国家，是我国的国际义务，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生物安全和粮食安全。特别是对印巴地区沙漠蝗的防治，会让我们将防线放在国门之外，防患于未然。

不过，对于目前一些报道所说的“赶着鸡鸭去吃蝗”的援助办法，康乐表示，这对于草原上、农田里的一些当地土蝗可能比较有效，但对极大密度的沙漠蝗并不适合。同时，尽管蝗虫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可食用的昆虫，但“吃货治蝗”的思路也不可取。

康乐和团队研究发现，群居蝗虫在高密度聚集时会大量释放挥发性化合物苯乙腈，当鸟类捕食时蝗虫会迅速将苯乙腈转化为有毒化合物氢氰酸。当蝗虫大量聚集时，其天敌并不喜欢吃蝗虫，原因便在于此。这时的蝗虫，不仅动物不喜欢吃，人食用也有问题。此外，他们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有千分之三的人食用蝗虫后会形成过敏反应，有的反应还相当严重。

“‘鸡鸭治蝗’和‘吃货治蝗’还会遇到蝗虫少时不够吃，蝗虫多时不顶用。”康乐说。

中国有着近3000年的治蝗历史，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治蝗单位和专门官员职位的国家，历史上的治蝗的方法有100多种。“今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提倡科学治蝗。”他说。

跟其他害虫相比，蝗虫对农药比较敏感，杀虫剂的防治效果非常好，所以目前全球蝗灾控制主靠化学农药，特别是通过飞机喷施农药对大规模蝗群效果非常明显。但化学防控无法避免对其天敌的伤害和环境的污染，且通过食物链对人的健康也构成了危险。

康乐表示，虽然不可能像改造飞蝗的滋生地那样去改造沙漠蝗滋生的沙漠，但中国建立的完善的蝗虫监测体系，以及化学防治和地面生物防治有机结合等办法，都可以应用到“一带一路”国家。

如我国科学家研制的真菌杀虫剂、微孢子虫杀虫剂等生物制剂，对于控制沙漠蝗“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是用在沙漠腹地的蝗虫滋生地更为环保。此外，行为调节剂也可以避免蝗虫发生群居。这些措施“多管齐下”可部分替代化学农药，在控制蝗灾的同时，实现环境安全和人类的健康。

与此同时，康乐强调，地球上昆虫物种多样性的下降也应引起人们的警觉。蝗虫作为生态系统当中的重要一员，并非绝对有害。它不成灾的时候，也是鸟类、蜥蜴、刺猬、蛇、青蛙等许多动物的食物，在维持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它赶尽杀绝。”康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