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3日，全球共报告了90893例COVID-19病例，3110例死亡。

3日当天，中国报告了129例病例，这是自1月20日以来的最低病例数。在中国以外， 新冠病毒已经扩散到72多个国家，确诊超1万例，死亡166例。

不过，WHO依然未将此次疫情定义为大流行病。通常大流行病被理解为一种无法控制的疾病在多个地区的传播。WHO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遏制COVID-19是可能的。

目前，全球病例90%发生在中国，中国境外报告的病例80%来自韩国、伊朗、意大利三个国家。这使得三国疫情走向成为关注焦点。

从3日统计看，新冠疫情在这三国仍有“脱缰”之势。当日，韩国确诊病例4812例，新增600例，死亡28例。意大利紧跟其后，确诊人数2036人，新增病例347例，死亡52例。伊朗的情况也更加严重，确诊1501例，新增523例，死亡66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3日发布的报告中，日本不再被列为WHO最关注的国家。其确诊病例（不含钻石公主号）268例，新增14人，死亡6例。

同时，病毒仍在各大洲蔓延。在亚洲，除中日韩外，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确诊病例也仍有所增加。在欧洲，病毒已蔓延至35个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瑞士、挪威、奥地利、荷兰确诊病例都在增加，法国首次出现两例死亡病例。在中东，继伊朗之后，科威特、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10多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此外，南北美洲和非洲多国病毒也在蔓延。

那么，科学家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发展？科学“武装”什么时候应该发挥作用？应对突发疫情，科研应该如何做？两位国际科学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此作了解读。

《中国科学报》：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WHO何时将新冠病毒疫情界定为大流行病。对此，你如何看？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药物搜索中心主任刘文设：这个病毒肯定会迅速蔓延到全球，最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现在韩国应该还只是在暴发的前期，已经完全失控。意大利有整个欧盟作为支撑，反倒不会特别严重。但可以预见的是，整个欧洲应该会全部沦陷。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是伊朗会被冲击得比较厉害。伊朗的医疗条件比较差，相对比较封闭，又在整个欧美制裁当中。

在美国肯定会传开，但估计不会有中国那么严重。美国可能的爆发地是是相对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纽约、西雅图。这两天华盛顿州报出来6例死亡，这对于普通老百姓的震撼度应该是很大的。我估计这周到不了星期五，大家都会警觉起来，开始去防止新冠。

尼帕病毒发现者、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Lam Sai Kit：全球上一次宣布大流行病是在2009年，起因是H1N1甲型禽流感。尽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的暴发也导致严重损失，死亡率也很高，但均未让WHO拉响大流行病的警报。现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都受到影响。问题不是是否会宣布大流行病，而是什么时候会宣布。

无论WHO是否宣布COVID-19为大流行，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此需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在仍然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武装自己。自1999年尼帕病毒暴发以来，马来西亚卫生部已采取措施，以更好地保护民众免受传染病的威胁。马来西亚有足够的经验应对流行病，尤其是在卫生部门，但我们仍必须评估我们所拥有的，并确保有足够的必需品供应，包括食物。

《中国科学报》：有报道称，当前新冠病毒病类似非常严重的流感。你怎么看待新冠病毒传播性增强和毒性减弱的说法？

刘文设：病毒的毒性和侵染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病毒随着蔓延，侵染性会变得越来越强，病毒传播的力度越广，自我繁殖的速度就越快，这是一个竞争机制。

病毒侵染性肯定越来越强，但病毒的毒性、致死性并不一定会绝对变的更低，只不过身体更强的、适应病毒的人能够活下来，弱的人因为抵抗力差，在整个生物竞争选择过程中被遴选掉了。例如，欧洲人登陆美洲时带来了流感，对美洲人来说，它是一个免疫上的灾难，最后绝大部分的土著印第安人死于流感。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做出疫苗和药的话，最终的结果可能也会这样，它会季节性的出现。新冠是一个膜病毒，在空气中对温度、紫外线特别敏感。在夏天活性会降低，慢慢消失掉，但到了冬天可能还会来。

病毒对人类进行遴选过一次之后，对剩下来的人当然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现代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容许一个病毒将10%的人类杀死的。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跟时间赛跑。如果我们比较快的话，可以更多地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中国科学报》：如果新冠有了疫苗，作用大不大？

刘文设：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很难说。看中国的报道，一些病人好了之后还会复阳，这说明人侵染病毒之后，自身产生的免疫作用有时并不能完全清除病毒。这就意味着疫苗打给普通人的话，尽管会有免疫反应，但产生的一些抗体可能不足以完全中和掉病毒。这是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

另外，从2003年出现SARS到现在已经17年了。一提到SARS，每个人都很害怕，但是17年从来没有一个疫苗。可能是疫苗太难做成功了，很多疫苗做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目前，新冠药物哪些更具有针对性？你所在研究组进展如何？

刘文设：新冠最重要的蛋白质就是刺突蛋白、RNA复制酶、主蛋白酶和类木瓜蛋白酶。我们在谈到新冠的时候，都会把目光放在它表层的刺突蛋白“Spike”上。刺突蛋白是结合人的表面受体“ACE2”的，如果能做出抑制剂，就可以阻止病毒跟人的表面受体结合，抑制病毒侵染人的细胞。但问题是刺突蛋白跟人结合的位点恰恰也是冠状病毒中相对非常不保守、变异最多的位点，针对刺突蛋白做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失活，因为病毒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变异。

现有药物中，做得最好的是吉利德的瑞德西韦，已经经过一二期临床试验，三期现在美国也在做。它作用于SARS病毒的RNA复制酶。因为新冠和SARS的RNA复制酶有96%的同源性，而RNA复制酶变异非常困难，稍微一点变动就会对病毒整个复制过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瑞德西韦肯定会对新冠有极强的抑制作用的原因。

主蛋白酶其实是除了RNA复制酶之外，治疗新冠最好的靶点。病毒侵入人体细胞之后，首先会翻译出一个多肽长链，长链多肽变成各个功能蛋白主要靠主蛋白酶酶切实现，如果能够抑制它，病毒就不能再复制，不能再侵染了。所以我的实验室现在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这个酶上面去做它的抑制剂，估计在1~2个月之内会有一些可用的药出现。

《中国科学报》：2003年SARS之后，很多后续研究都没搞下去，导致如今应对新冠措手不及。目前，中国已上马了320多项新冠相关的临床研究，其中包括药物实验。你怎么看待与疫情相关的科学研究？

刘文设：我在中国长大，能明白中国人的思路，在这种时候采用“大包干”“大跃进”这种方式，多上一些项目，反正病人需要治疗。但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科学原则的时候，大规模上项目，会导致一些真正可用的东西被掩盖掉，最终找不到真正用来治病的药。

我对中国的新冠临床比较困惑。中国300多例临床项目大部分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相对而言，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大瘟疫，大危机时刻，更应该秉持科学的原则，对任何临床项目都要采用最科学的方法进行审批，而不能够“大锅饭”一起上。

美国比如猪流感的时候，最终也没有放松任何一个药的临床审批。临床审批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决定过程，必须严格的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如果打破这个规则，整个科学的底层建筑就全部被破坏掉了。中国需要做的恰恰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秉持科学的原则，对任何一个项目都要采用科学的方式去审批他，而不能随意开绿灯。

这次新冠对中国整个科研界，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项目基金审批的一些专家提个醒，不能因为疾病过去了，就认为相同的疾病或者相关的疾病不会再出现，而是过去之后应该更加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研究一些治疗的药物，目的很简单，预防下一次疾病的出现。

《中国科学报》：关于此次全球应对新冠疫情，你还有什么其他想对中国读者说的？

Lam：让我们庆幸的是，中国将疫情大部分控制在境内，特别是在湖北省，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湖北省的病例和死亡人数非常高，但迄今为止，世界其他地区相对没有受到影响。这必然给生活在那里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不便。武汉医护人员的死亡触动了我，我知道他们做出了牺牲。

现在中国的情况正在稳定，而且据报道还在下降，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以外的病例。现在是世界采取适当行动的时候了，而不是等待WHO宣布全球大流行，所有信号都变成红色才开始行动。

刘文设：从全球来看，中国强制隔离的措施还是非常有效的。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蔓延，中国的确诊病例在下降。

对于SARS和新冠病毒，不管是中国的科学家，还是美国的科学家，不应该被这个疾病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在疾病产生之前就去寻找能够控制疾病的药。

做科学最基本的目的还是学以致用，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应该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都用在实处，尽量的去拯救人的生命。

最后，我希望呼吁在中国的病毒学家、药物化学家和生物化学的同仁加入到这个战“疫”当中，群策群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所能，给社会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