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此，我国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并引领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这一系列目标的确立，对国内疫情后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和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都将发挥重要指引作用。确立有雄心、有力度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并落实政策和行动，对内推进目标导向下紧迫的低碳转型，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并在国际上提振各方应对气候变化信心和行动意愿，引领全球经济技术变革潮流，体现为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大国责任担当。

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第一阶段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是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随经济较快增长，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仍会有所增长。而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首先要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大力改善能源结构，达到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满足，使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但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趋势。相关部门应以国内2020~2035年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目标为指引，强化低碳发展政策导向，落实和强化自主贡献目标。

第二阶段是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以《巴黎协定》确立的全球长期目标为导向：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之内。以中国本世纪中叶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为指导，在建成美丽中国的同时，以碳中和目标为导向，实现与全球控制温升目标相契合的深度脱碳发展路径。长期碳中和目标要纳入本世纪中叶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和战略之中，引导能源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脱碳化转型。

实际上，长期低碳排放发展转型战略应是统筹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共赢战略，顺应并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转型趋势，打造自身竞争优势。该战略要有全局性构架，多方面战略和行动支撑，成为国家总体长期发展目标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欧洲绿色新政》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欧盟低碳排放战略首先是一项“新的增长战略”，目的是推动欧洲2050年实现社会公平繁荣、经济现代化、净零碳排放，资源高效和充满竞争力，从而使欧盟经济增长向更加可持续方向转型，占据全球领导者地位。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组织国内十几家主流研究单位开展了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项目研究，提出了我国的长期低碳发展战略、路径、技术和政策的建议。研究显示，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减排力度和速度将远超发达国家2050年碳中和。为达减排目标，我国应努力争取在2025年左右进入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平台期，2030年前实现稳定达峰，到2050年基本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全部温室气体减排约90%。2050年后还要进一步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以及增加碳汇和采用负排放措施，尽快实现全部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达到碳中和目标。

报告建议，“十四五”规划应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指标和政策措施。“十四五”规划将受到世界广泛关注，被认为是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风向标。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经济复苏全球起带头作用，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刺激的资金投向和政策导向，期待中国在坚持“绿色复苏，低碳转型”方面发挥引领性作用。

“十四五”应确立积极的节能降碳指标。GDP能源强度下降不低于14%，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左右，GDP的CO2强度下降19%~20%，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5亿tce以内，CO₂排放总量低于105亿吨。东部较发达地区和城市以及高能耗强度行业CO₂排放要率先达峰，制定十年达峰计划。严格控制煤电产能和煤炭消费总量反弹，力争“十四五”实现煤炭消费达峰甚至负增长。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扩大覆盖行业。控制CH₄等非CO₂其他GHG排放，建立MRV体系。

此外，中国要实现长期深度脱碳路径，需要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和科技创新的支撑。首先，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社会消费方式，以数字化和深度电气化推进脱碳化。其次，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零碳排放能源体系。再次，推进支撑深度脱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例如：氢能、储能、智能电网、零碳炼钢、零碳化工、CCS和BECCS、CDR等。第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碳价机制与碳市场发展，为长期低碳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和合作进程。疫情后实现“绿色经济复苏”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更深层次的紧迫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应处于经济复苏举措的中心位置。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大国要发挥引领作用，并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要全面均衡有效地落实《巴黎协定》，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促进COP26通过巴黎协定第6条市场机制实施细则；促进《巴黎协定》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各要素平衡有效的落实和实施；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南南气候合作。

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往往超越我们的想象和预见，我们应树立信心，在未来40年内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也日益紧迫，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行动，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地球家园。

（作者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报记者唐凤根据其10月27日气候变化大讲堂演讲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