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辩证的论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大学也不例外，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关键也在于制度建设，也就是以“大学之制”推动“大学之治”。“大学之制”就是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围绕大学的基本功能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一所大学的制度，如果不能围绕其基本功能，服务其根本目标，那么看上去再完美，也没有多少价值。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其基本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其根本目标是进行知识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学者是完成大学基本功能和根本目标的核心力量，“大学之制”要为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大学治理的进步史就是在制度上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的历史

制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法理学家奥本海默认为，法律和制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在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他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了满足生活需要的范畴，拥有进行文化活动的剩余力量，乃是人区别于低级生命体的标准；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将人们在经济追求和生存本能之外未被耗尽的剩余精力引入精神文明追求的渠道。所以法律应该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来促进人格发展与成熟，帮助人们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中摆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在较高层次的文明任务的履行上，因为对低层次问题的关注往往会妨碍人们适当履行那些较高层次的职能。

这样的制度价值观，对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性组织尤为重要，因为大学与学者的社会分工就是执行较高层次的文明任务，进行知识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所以，大学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能够将学者从对低层次问题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将精力投入到人类文明发展和创造上来。事实上，大学治理的进步史就是在制度上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的历史。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历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哪个国家的大学制度能够更好地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就能繁荣昌盛并引领全球。

在大学的各项制度中，最核心的制度就是以教师聘任和考核为代表的学术评价制度。因为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学者的劳动和学术生产能力决定的。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兴起，就离不开领先于时代的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的支撑。

19世纪初普法战争失败后的德国把发展大学作为强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开始改造大学并在大学传统的教学功能之外发展了科研功能。为确保这一功能的实现，德国对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化，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讲座教授终身制和编外讲师制度。讲座教授是大学的正式雇员，编外讲师则是与教授相对应的一个非正式群体，他们已取得大学授课资格，因没有相应的职位未被任命为教授；他们经过大学同意可以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但没有固定薪水，仅靠收取学生的听课费为报酬，收入微薄且职业前程没有保障。德国的讲座教授一般都要先经过若干年编外讲师这一严苛的过程，但成为教授之后，往往享有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且有着终身制的保障，可以专心治学。编外讲师制度和讲座教授制度保证德国的大学选留了一批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也保证了获得正式教席的学者能专心治学而不为稻粱谋，因而被认为是德国大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如果把德国大学的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看成是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1.0版，那么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相关制度可以称得上是2.0版。美国大学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最重要的两大特点是“非升即走”和“终身轨”。“非升即走”是指年轻学者博士毕业后要经过6-7年的学术考核期，在教学科研都能达到所在学校要求时才能被正式聘任。“终身轨”则是指经过“非升即走”考核被正式聘任为副教授或教授的学者大多会进入一个终身轨道，享有终身自主进行教学科研的权利，所在学校不得轻易解聘。尽管“终身轨”也面临一些批评，有的学校对“终身轨”教师也开始了终身后评审，但一般周期都比较长，“终身轨”依旧被认为是美国学术职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制度。

比较德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其不同点在于美国的制度更加开放和人性化，保证了试用期教师能够获得体面稳定的收入，享有与正式教师同样的权利；同时通过“非升即走” 给了那些不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年轻人及早转行的机会。但两种制度的相同点是，都通过一个严苛的入门过程来保证留在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年轻人经过学术考验，这些能经受住严酷考验的人一般都有坚定的学术意志和良好的治学习惯，保证了大学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同时通过终身制来保证进入学术大门的教师能够享有体面的生活和充分的教学科研自主性，不被反复地评价考核，也没有太多的所谓奖励和各种帽子，能够在相对淡泊宁静的状态下追求学术，保证了学术工作的纯粹性。所以，这两种制度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是通过制度来保障学术队伍的纯洁性和学术工作的纯粹性，让学者能以一种更加自觉自在的姿态去追求学术，最大可能地释放学术生产力。

以大学排名和“五唯”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严重束缚了学术生产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中国高等教育也有了在国际舞台上争创一流的可能，“双一流”建设就是这样一个宏伟战略。通过“双一流”要建成的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在学术实力上要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上也要进入世界前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学术水平还是制度建设上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崛起过程中，各种大学排名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也“高歌猛进”，甚至越来越影响当前的大学学术评价，使得一些大学新出台的教师聘任和学术评价制度不仅未能为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提供保障，反而破坏了学术环境，束缚了学术生产力。一些学校按照大学和学科排名的方式进行“双一流”建设，按照各项量化指标给论文、项目、各种奖项和人才“帽子”明码标价，按件付酬。有的大学甚至在国家的“帽子”之外，自制各种“帽子”，对拥有“帽子”者进行高额的经济奖励，作为诱饵来刺激学者争抢“帽子”，刺激学术GDP。至于这些定量指标背后的学术价值到底如何，则少有人关心。这些导向导致了当前学术界的诸多乱象，对学术生产力和“双一流”建设造成了深层次危害：

一是这些评价和导向违背了知识生产的规律和科学评价的要求。要促进大学和学术的发展，不能没有评价和激励制度，但这样的制度应该科学合理。大学排行和“五唯”这类的评价方式，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反科学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知识复杂多样，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多元而又渐进过程，科学探索途径多样又充满试错，所以真正科学的评价往往是滞后评价而不是即时评价，是多元评价而不是单一评价，是合格评价而不是优秀评价。大学排名和“五唯”导致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把学者的科学探索和专业实践变得简单化、标准化和商品化，扭曲了科学探索的本质，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

二是这些评价和导向破坏了学术生态，浮躁了学术空气。对学术的追求被异化为对评价标准的追求，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被异化为对学术资源的追求，导致学术生产物化，人际关系恶化。这些评价不但没有帮助学者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中摆脱出来，而且进一步促使学者去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使得学者和学校失去了超越的精神。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因为它里面还会教授和研究一些日常生活中不会教授和研究的东西；学术之所以为学术，就在于与日常生活的知识相比，它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能够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学术机构和学者失去了一定的超越性，又如何能生产出有超越性的学术？

三是这些评价和导向违背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导致了大学和学者的不成熟状态。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走向理性的过程。走向理性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从自发自为走向自觉自在，也就是从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来，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大学是一个传播理性精神的组织，然而在大学排名和“五唯”的牵引下，一些大学组织和学者开始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排名和“五唯”背后的巨大利益，导致一些大学和学者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如同过江之鲫，失去了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生产的能力。大学的根本宗旨是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不是获得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世界一流”的名号；学者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真理和学术创新，不是获得几顶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帽子。所以，排名和“五唯”最大的破坏性在于，在光鲜的“一流”和“帽子”“奖励”等诱惑之下，一些大学和学者逐渐丧失了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能力，忘却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解放学术生产力的过程

神像是人创造的，人却对它顶礼膜拜并自愿受其禁锢；“五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当前学术界的神像。“破五唯”的深层次意义就在于：通过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工具理性和人为束缚，在思想上和制度上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让学者们能有一颗自由探索的心灵，让国家能有一个自主创新的灵魂。

所以，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打破这一类神像和制度神话，建立起能够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的制度的过程。解放学者和学术生产力，首要任务就是能够帮助学者从不断关注较低层次的问题中摆脱出来，将精力集中在教书育人和学术创新上。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今天，这一任务的实现不仅在于普遍地提高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保证大学教师拥有一个处于社会中上水平的体面的生活，更在于能够建立起一个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评价制度。这样的学术评价制度应该建立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上：严把入口关，保证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和学术队伍的纯洁性；同时对于已经入职的教师，在学术评价上奉行简单朴素不折腾的原则，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能够宁静致远的制度环境。

19世纪，德国通过建立起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的1.0版，保证了大学科研功能的实现，助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强势崛起；20世纪，美国通过建立起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的2.0版，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助力了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进入21世纪，在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大学也一定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个“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3.0版，为人类社会学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提供理论智慧与制度支持。

（作者：胡 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西方大学治理模式的两大法治传统和思想基础”〔BIA18019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