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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前不久,6位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医学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撰文写到,过去40年间,从事科研的美国医生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峰值4.7%下降至今天的1.5%左右,并且还有逐渐递减的趋势。甚至一些有抱负的美国年轻医学科学家认为,将科研和临床相结合的职业生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这条职业道路,受训医生也失去了榜样,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当前,我国面对的现实情况是: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自身免疫病、传染病依然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亟须医疗领域的创新,而医学科学家这一群体恰恰是医疗创新的主力军。因此,如何让医生在提升临床能力的同时,又能在《柳叶刀》等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已经成为横亘在政府、医学院校及医疗机构前的难题之一。
鉴于此,本报特邀请院士专家立足我国现状,探讨医学科学家如何更好地发展。
邀请院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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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贺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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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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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荷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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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临床免疫研究中心主任 栗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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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武阳丰
数量不足导致临床诊疗水平滞后
《中国科学报》:医学科学家应该具备哪些特性,目前我国医学科学家的整体状况如何?
贺林:医学科学家简单地理解就是从事医学相关研究的专家,主要体现在将科学研究纳入其常规工作,并作为整个医学工作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国家,医学科学家比较普遍。近几年,中国才开始兴起。在我看来,医学科学家要么由具备科学能力的医生来做,要么就不做。如果一些人做得一知半解,弄得不伦不类的话,反而达不到效果,并且还会滋生一些不必要的腐败行为。例如,为了考核漂亮一些,一些人就要在论文上下功夫。而工作成果不是凭借一两天的功底就能够反映出来的,并且领导又希望看到医学科学家能取得较大的成就,这其中就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轨行为。可以说,研究成果不会在短时间杀出一条“血路”,这也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陆林:作为连接临床医学和基础科学的桥梁,医学科学家在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交流和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医学科学家可从临床实际问题出发开展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用科研发现指导临床实践。
医学科学家与两者有何区别呢?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工作者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有能力撰写出优秀的科研论文。但是,由于他们不是临床医生,不接触病人,很多时候无法掌握临床需要,使得基础研究的发现与临床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临床医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平与能力,但日常繁忙的医疗工作常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精力投身于科学研究中。这两方面现象的存在,可能是我国医学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医学科学相比,发展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申请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员数量稳定增长,但医学科学家却出现“老龄化”现象,特别是女性医学科学家数量不断下降。而医学研究领域中医学科学家数量不足将会导致我国临床医学研究能力和临床诊疗水平发展滞后。
黄荷凤:医学科学家指的是临床医生同时从事科学研究。这里所说的科学研究不限于医学领域。在国外,医学科学家约占医生群体的10%。在我国,医学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或科研院所附属医院中,这些人都是临床医生,或是教授,或是研究员,带教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约占5%左右。
栗占国:医学科学家首先是临床医生,其次他会针对临床问题来进行研究,以达到改进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目的,即医学科学家既做临床又做科研。
目前我国医学科学家的整体状况表现在:大医院的医生忙于临床,大量的医疗工作需要完成,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同时,不少临床医生尽管临床工作繁忙,仍进行了很好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并有不少成果。希望在国家层面建立些机制来改善这一现状。
武阳丰:医学科学家在我看来泛指从事医学领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医学问题的专业人员。但您所述的NEJM文章中所说的医学科学家,我理解主要是指临床医生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可称为临床医学科学家(clinical medical scientist,CMS)。按照NEMJ文章,这些人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花费一定比例的时间(不是业余时间加班)从事医学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仍有许多实际从事医学研究但未曾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在工作。因此,这个定义恐怕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如果让我定义CMS的话,我认为在我国应该是指那些获得或曾经获得行医资格、目前部分或全职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人。
据我了解,我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也不能确切了解我国CMS在人数上的确切变化。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我国近年来医学科研基金资助金额和项目数呈明显增长趋势,医学博士招生数量一直在增加,医药企业也正在从仿制向创新转型,对临床研究的重视与日俱增。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我国的CMS数量应该是增加的。我们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CMS的质量问题,或者说是CMS的创新能力问题。
医学科学家培养需要连贯性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医学科学家?目前,有哪些因素阻碍了医学科学家的成长?
贺林:从业务本身来说,医生的本质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当然,医生如果懂得一些科学知识,肯定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比如,现在很多医生都缺乏遗传学知识,而缺乏遗传学知识,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很多问题想象力不够,难以看清问题的本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提出一个观点:现代医学走到今天,几乎没有彻底把某一种疾病的发病率降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就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的角度去解决这件事,我们就没办法知道疾病真正的、深入的原理在哪里。换句话说,只有把遗传学的内容融入疾病预防诊断中,才有可能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在这里,遗传学主要分为两块,一是遗传检测(基因检测),二是遗传咨询。
目前,我国在医学生培养方面通常是大学五年的医学学士教育,再加上三年的规培,等于把科学的内容累加到医学知识中。然而,这部分人相对而言数量很有限,有限的数额再加上外界的强压,就会导致变形,有的人会在情绪上有抵触,有的人在学业结束时还是一知半解。因为医学科学家培养需要连贯性,仅靠三年的规培是不够的。
陆林:医学院培养临床医护人员,科研院所培养从事医学相关研究的基础科研人才,而具备培养医学科学家能力的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近年来,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探索医学科学家培养机制,通过开设8年制的医学实验班,以期实现临床研究生的优生优培。医学生想要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医学科学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建议选择具备一定科研潜质的年轻医师重点培养,这将会缩短我国医学科学家的培养周期。
其实,当前我国不少医生不愿意成为医学科学家。因为科学研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繁忙的临床工作常导致他们有心无力。此外,由于医院对于临床医疗人员从事科研缺乏科学的认识,医学科学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不到公正评价和重视,导致医学科学家的培养缺乏良好氛围。
黄荷凤:医学科学家通常在初级阶段需要拿到青年基金、面上基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有产出,还要被国内主流科学家认可。在我看来,医学科学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科学思维,能够找准研究方向,同时组建一个良好的团队,并具有获取经费的能力。此外,医学科学家所属的平台也非常重要。
栗占国:医学科学家首先要以解决患者的临床问题为己任,善于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当然,要有临床功底和自我驱动力。
阻碍医学科学家成长的有如下几方面:医学科学家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忙于临床患者的诊治,工作压力很大;缺乏相应的机制,管理层面应该鼓励临床医生来进行科研工作;获得临床研究专项经费的渠道有限。
武阳丰:一个合格的CMS,既是一位合格的临床医生又是一位合格的科学家,既需要扎实掌握临床医学的理论和知识,也需要具备面对未知进行探索和创新的能力。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CMS,还必须接受和经历严格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训练。首先是在医学院校的理论学习和实习训练过程中,加强对于科学家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其次,研究生毕业论文应在真正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导师指导下进行并完成。在进入临床工作岗位后,能够保持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注意观察并提出临床问题,争取各种资源开展临床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积极与国内外的同道进行学术交流和协作。持之以恒,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CMS。
不能要求所有临床医生两者兼顾
《中国科学报》:你支持所有的临床医生都从事科研么?
贺林:不能一概而论地谈支不支持所有的临床医生去从事科研的工作,还是应该权衡利与弊。因为人的一生也就几十年,怎么合理地分配时间,需要一个比较周全的策划。
英国的教育系统我就比较赞成。比如说,高中上两年,大学上三年,硕士一年,然后博士三年,相比中国就省下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它所培养的学生的文凭,在全世界都被认可。
所以,我总觉得要做一些对国家有利的事,就需要在教育系统设计上聪明些,这样才有利于实质性促进不同层面的发展。
陆林:就我个人而言,首先,临床医生从事科学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近年来,肿瘤、心血管和精神疾患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当前我国健康事业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单单依靠临床经验已经不能应对临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亟待一大批临床医学科学家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我国医学的发展存在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相脱节的现象,大量的基础研究结果很难被临床工作者参考和借鉴。而在国外,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著名医学学府附属医院均要求临床医师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因此,我们也应该制定和颁布相应的政策来鼓励一部分临床医生从事科研工作,并努力成为医学科学家。与此同时,也不能要求所有临床科室的医生都以此为目标,应该针对不同科室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医学科学家培养方案。
黄荷凤:我不支持所有人都从事科研。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就需要一部分人会开刀看病,一部分人善于搞医学教学,当然也需要一批既懂得临床知识,又能进行科学研究,还兼顾教学的人。
栗占国:不能一概而论,大型教学医院应有一定的科研力量,同时鼓励有条件及兴趣的医生去做研究。因为兴趣决定了对科研的关注度,但是不应作为硬性制度来要求每一位医生。我认为科研的定义不应只限于基础研究,临床个案及总结也是临床科学研究。我在一些场合讲过这一观点,也是我对自己团队医生的要求。科研的目的是解决临床问题,要培养医生基于临床的科研思维,这样才能有助于改进诊治方法,用于临床。
武阳丰:我认为绝大多数临床医生都不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理由很简单,医生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科学知识去解决患者的病痛,不是创造知识。但是,必须有一部分医生承担医学科研的责任,否则医学就会停滞不前。
鼓励有潜质医生成为医学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未来,我国培养医学科学家需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贺林:现在我国培养出来的医学科学家,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你到任何一个三甲医院都会注意到,从早到晚都是繁忙的景象,有点像进入集贸市场的感觉。真正的医学科学家往往在幕后做研究,相对人数也比较少,与现实需求有些脱节。
最近几年,国内很多医院都组织医生参加遗传咨询班的学习培训,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纯的医学知识有时候不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就要寻求新的知识。
陆林:医学界应当对医学科学家进行科学定位,在职称评定、工作与生活待遇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要求,适当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鼓励有潜质的医生努力成为医学科学家。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一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研究型医院应构建完善的医学科学家培养体系。一方面,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必须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以提高医学研究生培养水平及促进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临床技能和科研基础课程的设置应均衡,保证青年医生的临床和科研能力齐头并进。此外,医学科学家的培养还应该重视多学科交叉,博采众长,培养医学科学家的全局观、整体观。
其次,要改革科技管理和评价机制。确定生命科学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确定基础研究在医疗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要平衡评价过程中定性和定量的标准,让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临床人员有时间、有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要引入第三方评审机构,充分发挥学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作用。
再者,重视医疗科技成果转化。我国的科技资源丰富,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应该设立风险基金等,鼓励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
医学科学家培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贪多求快,要重视质量,致力于培养能够为全民族,乃至全世界医疗事业作出贡献的临床医学大家。
黄荷凤:我总觉得,医学科学家不是被培养,而是被沙里淘金淘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苗子”因为在好的团队,被老师及早发现。
栗占国:应对致力于科研的临床医生人员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加强交叉学科的建设,以及与基础研究者的交流,使基础科研和临床问题之间真正建立沟通机会和渠道。增加医学研究实验室的数量和规模,为科研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例如,拥有1039张床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其医学院有近2000名医生,他们同时又是医学院的教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还有2000多名实习生、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协助他们开展工作;医生,尤其是研究型医生与床位的比例远高于国内。我认为,研究型医生数量以及医生比例的增加应该是国内医疗水平提高和居国际前列的策略之一。
武阳丰:首先,应有效解决临床医生成为CMS的经济收入问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合格CMS人数很少,严重影响了我国医学和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我国应学习美国,由政府建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类似博士后基金),全额资助希望成为CMS且已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使他们在3~5年内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全身心开展临床研究,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医学科学研究的CMS。
其次,应建立专项青年基金,资助那些刚入职不久(<5年)的年轻医生开展创新的临床研究。经费中应包括他们至少50% 的工资收入。
再次,在我国重点医学院校中,应将“临床研究科学方法”列入临床医学博士的必修课程,加强对医学博士生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
最后,加强临床医学博士生导师资格管理,确保医学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训练的质量。
性别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绊脚石”
《中国科学报》:女性医学科学家遇到哪些独特的问题?
贺林:实话说,在医学科学家中,男性还是偏多一些。但是,男性与女性在医学科学上的发展,还是相匹配和一致的。
黄荷凤:性别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绊脚石”。相比男性,女性的确会有生理、生育的实际情况,也需要对家庭多一点照顾,但实际上,获得高级职称之后,男女在科学研究方面差别不大。
栗占国:从传统观念上来看,女性在社会上是有更多的来自生活的压力。但总体来说,女性在医院的工作量与男性无明显不同,而且有些女性做得很出色,在家庭和工作方面有很好的平衡。我相信在医院中,女性医学科学家会逐渐增加,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武阳丰:与男性相比,女性CMS在成长中唯一的不同是面临生孩子可能带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因受个人意愿、家庭支持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个体之间差异很大,不宜一概而论。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思玮、李惠钰、卜叶采写,蒋志海制版)
《中国科学报》 (2019-09-23 第5版 医药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