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要真正取得突破，需要很好地平衡其工具性与价值性，且在人文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上来平衡，即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只有这样，新文科的内涵和价值才能真正被认识、被落实。这就要求新文科贴近社会，用社会容易接受的语言与方式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恢复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避免陷入教育的功利化而不能自拔。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对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人们也许并不觉得陌生，但如果说起新文科，很多人可能就要打个问号。

实际上，“新文科”这一概念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在我国，新文科建设于2018年10月也初现端倪。当时，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那么，与理工农医类学科相比，和新技术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的新文科有哪些不同之处？受青睐的现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深层原因？

新文科代表一种融合趋势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强看来，新文科其实是对一直以来的知识精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拨。

“其实，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文科与理科、工科基本上是在一起的，后来才随着社会的发展朝着科学、技术和人文这三条线索分化。”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科学往往是指原始创新的东西，技术是指应用性的东西，人文则分化为人文科学（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法律、管理等）两方面，主要探讨的是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看待社会和管理社会等问题。

与学科分化不同的是，这两年，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重新融合的可能性，也就是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的发展重新交汇。“新文科的出现，就是一次新的科学技术与人文话题相融合，用新的科学成绩来研究人文社科领域过去存在的一些话题。尤其是过去放在社会学、精神和思想界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用科学进行新的解释。”

比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尝试用现代科学的理性,解释不能解释的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晚年也坚信，总有一天，所有的心理学问题都会被生理学或医学知识解决。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但今天，伴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微芯片的出现等，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于亭则认为，美国高校之所以提出新文科建设，更多的是因为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满足他们的心理预期。

一方面，文科学生越来越脱离社会实践，并且缺乏对技术发展的兴致与创造力；另一方面，从理科和经济发展来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缺乏人文学和文化素养，以技术为中心的训练，会导致理工科学生在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方面出现问题。

“我觉得，新文科是从文科的视角看当代世界的技术前景和技术想象力，并且让文科学生在培养中获得一些训练。”于亭说。

在他看来，对于国内高等教育而言，新文科建设不仅仅是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将新技术前景和技术趋势纳入文科训练中。除此之外，首先需要人文科学内部打通，真正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其次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打通，即社会科学的学生要有很好的人文教育，人文科学的学生也要有很强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观念认识。“只有这三个层面搭配在一起，新文科建设才会更有意义。”

文科问题与新文科产生并无因果关系

既然文科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满足心理预期，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文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的文科教育本身就存在问题呢？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给出了反对意见。

他表示，目前新文科的定位是如何让文科在研究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形成中国学派；同时强调关注最新的科技发展，采用跨学科思维，让文科的研究跟上时代的步伐等。“可见，新文科是赋予文科以新角色新定位，其产生并不是因为文科本身的发展困境。”

同样，周志强也认为，新文科的产生，是因为新科技的发展使得对人文社科的解释出现了新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其话语内部。

不过他也承认，我国当前的文科教育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原创性不足。目前，我国的人文科学过多地重视继承传统的既有观念，而对于带有冒险性、探索性的新话题和领域开拓的生产力严重缺失。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当前的人文话语在解释当代的一些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往往是已经成形的、广为人知和普遍接受的思想与概念，而非新话语或新想象。

其次是纳新能力与自变能力不足，也就是说，人文社科大多封闭在自己的专业学科领域之内，过分强调学科背景、专业背景，对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当中的一些新发现、新问题认知不足、理解不足。

此外，社会因素所带来的人们思想的转变与文科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同样让文科教育面临窘境。

“当前社会中，功利性思想太过严重，人们多从修读文科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是否有利于找到好工作等方面来评价其价值。因此，我们看到一些文科专业在招生、就业等方面遭遇了挑战。”操太圣指出，对于从事文科教学与科研的教师来说，现有的科研评价制度关注科研经费获取、论文发表和引用等，而文科研究传统上偏专著的撰写，周期长，且对科研经费的依赖性弱，这些都使得文科在当下的评价环境中，没有其他学科的地位高。

实际上，不仅是我国文科教育存在问题，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文科教育都在衰退。

“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当代世界主要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所以朝向经济竞争和金钱的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潮。”于亭说，这一大潮所带来的，一是文科教育出现危机，即越来越萎缩，越来越不被人重视，也没有人愿意投身其中；二是这种文科教育的危机导致缺乏人文教育的人，无论在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价值关怀和社会的文明关注度上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除了上述共相之外，中国的文科教育还有自己的“殊相”。

“西方的文科教育即使再衰退，但因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善的体系，所以只要有人愿意投身其中，仍然能够受到良好的训练。”于亭说，但我们的文科教育受到早期学习苏联体制的专业教育的影响，演变到今天，导致学生在专业教育下无法获得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文化创造力。

为解决文科问题提供诸多可能

虽然当前文科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与新文科的产生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文科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诸多可能。

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现在的文科办学和发展过于孤立化，而新文科建设，则有望打破这种局面，增强文科内部及其与理工科的交流，同时也能与新技术结合得更加紧密。

“当前，文科与其他学科有一些结合，比如考古学和技术结合就形成了科技考古，信息技术和艺术结合，就形成了艺术设计的网络化等，但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现在社会的需求。我想，新文科可以提供一种有效路径。”他说。

对此，周志强举例道，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进化论的出现、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等都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同样，今天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宇宙观、世界观的确立，也会极大地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因为新文科就是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进一步研究人文社科，而且是其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于这一问题，一直担任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国学班教学工作的于亭似乎更有发言权。

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选择部分高校的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和生物5个学科率先进行试点，力求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

武汉大学入选首批高校，并于次年成立了弘毅学堂，实行动态的学习管理机制，采取小班个性化培养。与此同时，武大在5个实验班的基础上，自掏腰包创造性地增设了两个文科班，即弘毅学堂国际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班、弘毅学堂国学班。

“这一举措在当时并不起眼，但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于亭说，学校制定了比较有挑战性的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培养要求等各方面，虽然真正显山露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批学生在毕业时，甚至平时学习时，就已经在知识、能力和价值关怀等方面跟普通的武大文科生不一样了。

“比如，弘毅学堂国学班2017级的一名女生，二年级时写的学年论文，无论是篇幅、水准还是书写，已经完全可以作为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答辩了。”于亭说。

他表示，并不是让学生学某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而是通过这种整合训练，使其拥有好奇心、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很强的文化价值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新文科所要抓住的核心内容”。

顶层设计与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

鉴于整合训练的初衷，于亭认为，要想让新文科更好地推行与发展，首先就要做好顶层设计，要让真正富有建设性、真正富有想象力、真正有教育理念的人设计这些方案，打破现有的中文+历史+哲学式的拼盘教育，打造一种全新的，真正好的教育理念。“但同时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却没有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也就是说，现在的教师队伍，暂时无法达到新文科的教育要求。”

“老师们比较喜欢讲《中国文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因为这些比较单一且简单，而像上述这样的课程，对老师们的挑战就会非常大。”于亭说，所以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要共同成长，学生固然要学一门课，但教师在教这门课时，也不能因循守旧、照本宣科，而是要挑战、超越以往的知识结构，否则将无法胜任教学工作。“教师队伍的能力提升、知识提升、观念提升和态度提升，才是最迫切的。”

在这一前提下，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的政策倾斜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当前高校里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在周志强看来，推动新文科发展，首先要打破专业壁垒，包括人文社科内部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以培养科学哲学家、科学思想家等新型人才；同时，高校培养人才不能单独以市场为导向，而是要更多地为科学发展所考虑；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仍需改革，即打破原有的办学观念，打破当前高校和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

操太圣补充道，新文科要真正取得突破，还需要很好地平衡其工具性与价值性，且在人文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上来平衡，即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只有这样，新文科的内涵和价值才能真正被认识、被落实。“这就要求新文科贴近社会，用社会容易接受的语言与方式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恢复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避免陷入教育的功利化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