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夏鼐（左）在考古所的碳十四实验室

■本报记者 倪思洁

夏鼐（1910—1985）

夏鼐，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浙江温州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1935年留学英国，转治考古学，1946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

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主持与指导了河南辉县、湖南长沙等地古代墓葬、西安半坡等史前遗址、偃师二里头和商代城址、安阳殷墟、汉唐两京遗址、元大都遗址、北京明定陵、广州汉南越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发掘，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探讨，首倡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与方法，开拓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在古代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提出创见。

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30余年，致力于建设考古工作队伍、制定考古研究规划、提高田野考古水平，推动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及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积极与外国考古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极大地推进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推开门，年轻的核物理工作者仇士华、蔡莲珍夫妇呆住了。

身体瘦削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笑容满面，礼貌地起身邀他们落座。之后，夏鼐又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的建设需求，并带领他们去相关科室转了转。

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会面，却让仇士华夫妇感受到久违的人格尊重。1957年，仇士华和蔡莲珍深陷“反右”风波，成为“人人喊打”的“右派”青年，不能继续在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就在这时，夏鼐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夏鼐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夏鼐在一生中所改变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多。

寻梦·游学

1935年8月的一天，上海海港，一艘意大利邮船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学子。

25岁的夏鼐要从这里前往英国。1934年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决定去伦敦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涯。

邮船途经香港到了威尼斯，下了船，夏鼐又搭上火车。

9月初的伦敦陌生且新奇，而藏在学子心里的，是一份为中国考古学寻医问药的渴求。

出发之前，夏鼐曾拜谒名师，遍览能寻到的中外文考古学、人类学论著，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有了明确的大致认识：“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

改变中国考古学的面貌，成为他心中隐约的渴望。

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复、保养、管理、陈列及青铜铸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训练，投身英国梅登堡山城、埃及阿尔曼特遗址等的考古发掘，阅读考古学、人类学的多方面专著……

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教授在给院长的信中这样称赞夏鼐：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一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了考古学是一样的……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界的学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勤奋的和值得信赖的学生。”

而那时的夏鼐也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等的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

追梦·回乡

1940年12月，夏鼐从开罗登上归国的列车，满怀抱负。

刚回国后不久，他就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邀请，在昆明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考古学的方法论》。就古物搜索、发掘，到整理、研究，他一一详述。由于此前很少有中国学者论述过考古学方法，他回国后的第一讲就成了昆明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方法对不对，要看实践效果。回国后，夏鼐以极高的热情开展田野考古。仅1944年至1945年1年间，他的脚步就遍及河西走廊，从兰州到敦煌，兼及临洮、宁定、民勤、武威等地。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西方学者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臆测；临洮寺洼山等遗址的发现，则提出了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此，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开始酝酿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由此，夏鼐走上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领导岗位。

筑梦·掌舵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作为大陆唯一一位既在国外经受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还能亲临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夏鼐担起了培养田野考古人员的重任。

1950年10月，夏鼐刚上任考古所副所长1个星期，便率领考古所第一支调查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发掘。第二年夏天，他们又去了河南中西部调查史前遗址。1951年秋至1952年春，他们再度启程，去长沙近郊发掘战国和汉代墓葬。

对发掘团里的年轻人，夏鼐反复强调考古研究要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相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 一次次演练，培育出新中国第一批田野考古骨干人才。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这些此后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人士，都曾在夏鼐的教导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

自1952年起，为应对国家基本建设逐步展开、田野考古专门人才匮乏的局面，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作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夏鼐直接参与考古训练班、北大考古专业的组织领导与课程策划，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

长期在夏鼐身边学习与工作、现为考古所资深研究员的王世民，曾聆听过夏鼐授课。他至今记得，夏鼐每周辛苦地授课一天——上午讲考古学通论，下午讲田野考古方法，还带领大家在未名湖畔学习简单的测量技术。

“‘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考古人员，基本上都曾直接领受夏鼐的教诲。”在王世民的心目中，夏鼐一直是“为中国考古研究引航掌舵的人”。

1958年，“大跃进”之风盛行，考古领域刮起浮夸风，否定严格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基本操作规程。面对盲目蛮干的局面，1959年，夏鼐以正确对待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为切入点，倡导在研究问题时，要“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不要轻率浮夸”。

夏鼐不仅为考古学“端正”路径，也为它“明确”目标。1962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提出中国考古学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进一步明确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此后，考古所开始遵循基本课题，有重点地部署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圆梦·归根

尽管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但夏鼐对自然科学一直青睐有加。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曾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中国考古学。

1959年，在夏鼐的办公室里，他递给仇士华、蔡莲珍一本自己早已读过的书——美国放射化学家利比撰写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方法》。为建起国内的碳十四实验室，夏鼐几经波折把错划为“右派”、学核物理出身的仇士华夫妇调到考古所。经过五六年艰苦努力，中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在连暖气都没有的考古所诞生。

“夏先生就像把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一样，让我们有了新的科研生命。”6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初与夏鼐交流的一幕幕，满头银发的蔡莲珍提高了声调，在她身旁，87岁的仇士华频频点头。

夏鼐改变了仇士华夫妇的一生，也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的面貌。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夏鼐一边直言不讳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挖掘帝王陵寝的短视做法，一边主持制定考古研究工作八年规划，筹备成立中国考古学会，组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综合性论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考古学引航掌舵。

1985年6月17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去研究所，还接待了日本考古学者。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后便又开始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一篇文稿。下午3点多，夏鼐告诉妻子要去胡同口走一走，但一会儿工夫就回到了书屋。下午5点，妻子发现夏鼐坐在沙发上，头歪向一边，稿子散落一地……

两天后，夏鼐永远作别了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之奋斗的中国考古学。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悼念夏鼐时写道：“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

人物生平

1910年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

1935—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于1946年获埃及考古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

1941—1942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并曾代理所长职务。

1949年，任浙江大学教授。

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9—1983年，当选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4—1985年，先后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院通讯院士。

1979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80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6月19日，于北京逝世。

记者手记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十字路口。人们时常想当然地认为，大师级的人物走到十字路口时必定是毫不犹豫的。可事实上，命运有时就是那么令人感慨，多少人在走上人生巅峰之前，都未曾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条路。

1934年，大学毕业之际的夏鼐看到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为稳妥起见，他同时报考了留美公费生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结果，他以高居榜首的成绩把两张“入场券”都拿到了手。公费留学机会难得，夏鼐不忍放弃，但学科却是考古学。

在日记中，夏鼐这样写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在写给挚友的信中，夏鼐又感慨：“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进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

夏鼐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年代，他未曾料到的事比现在的人们要多很多，从历史学转向考古学如是，从研究员转为领导亦如是。他曾一心只愿做研究，不愿忙于行政事务，可偏偏多所大学、多家科研机构、多位前辈都看中了他。直到现在，年迈的仇士华在回忆起夏鼐时还是这句话：“他其实是不愿意做官的。”

困惑众人都会有，那么，大师何以成为大师？我想大约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夏鼐就是一个拥有这种精神的人。

转行考古学时，尽管觉得是钻进了象牙塔，他却仍旧时刻关注社会动向、学科动向，遍览考古学群书，向名师大家请教，参加考古实践活动。学术上，他一丝不苟，日记里随处可见工整精致的考古手绘。

转身做领导时，尽管起初排斥“做官”，他却能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尽心尽力地培养人才、创新方法、谋篇布局。行政上，他实事求是，在创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时，几乎成了仇士华的“后勤”。

最终，在学术上，他很快在中国考古学崭露头角，在世界埃及考古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荣膺中外7个院士称号。在行政上，“7国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名声，甚至比他的学术成就更为耀眼。

无论是阴差阳错还是造化弄人，每当命运将他推上一条未曾料想到的路，他总会以不变应万变，一步步踏实勤奋地把这条路走到极致。这是那个年代大多数老一辈科学大师拥有的共同特质，也是夏鼐先生为我们诠释的最生动也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夏鼐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

辉县发掘队合影（中排左四为夏鼐）

夏鼐的“公费留学生证书”（第544 号）

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

夏鼐（右二）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