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雁栖湖校区，原本300个坐席的阶梯教室挤下了420多位学生，隔壁的直播教室里也满满当当地坐着200多名同学。

教室门口贴着一张海报：“改革先锋进校园，潘建伟院士来啦！”

按照规定的开讲时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潘建伟拨开拥挤等候的人群，走上讲台，回忆起自己亲历的那段改革开放与科技报国的岁月。

潘建伟（杨天鹏摄）

活动现场（杨天鹏摄）

理解幸福：从玉米糊上抹猪油到科技报国

最近，潘建伟的孩子们去了趟福建，在那里他们参观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的故居，重温《与妻书》。潘建伟对孩子们说：“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为中国的未来探索，就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更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

回想过去，潘建伟对“幸福”的理解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渐渐清晰起来的。

“我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切身感受过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讲台下乌央的听众，潘建伟回忆。

小时候，潘建伟在农村里跟着外婆长大。那时，村里邻居普遍米不够吃，常常得吃玉米糊，如果哪家条件好一点，就会在玉米糊上抹点猪油，周围的邻居就会很羡慕。于是，在幼年潘建伟的心中，幸福就是玉米糊上摸的那层猪油。

之后，潘建伟在县城上中学的那几年里，家乡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亲戚朋友的书信往来间，他发现大家都吃得越来越好。当温饱不再成为问题时，在潘建伟心中，学习就成了件幸福的事。

1984年，潘建伟考入浙江东阳中学，这所中学也是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的母校。高中期间，潘建伟就明确了自己对物理的兴趣和科技报国志向：“我想成为科学家，用科学为国家做点事情。”

使命接力：从老一辈科学家到新一代创新者

在潘建伟看来，科技报国不仅需要科技知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其实最初并不擅长做科学，他们靠的是强大的精神动力。”潘建伟说。

曾经，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先生文科成绩很好，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而物理只考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只有20分。但是，由于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先生决心弃文从理，为科技报国而转学物理。

“科技报国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那时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潘建伟说。

在他看来，老一辈科学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奠定了我国稳固的大国地位，也完成他们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但过多依赖要素驱动，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新的使命。”潘建伟说。

改革创新：科技工作者大有可为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求学期间，潘建伟接触到了量子力学，但是当时科研条件有限，相关文献和实验条件都十分匮乏。于是，潘建伟决定，出国看一看。

1996年，得益于改革开放，潘建伟留学奥地利，第一次见到了导师蔡林格（Anton Zeilinger）教授。当时，导师问潘建伟以后有什么打算，潘建伟回答：“我想要在中国，建一个和您实验室一样世界领先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2001年，在中科院690万经费的支持下，学成后的潘建伟回国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实验室。

量子物理实验室需要激光器、电子学、材料学、探测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资源。为了组建这个实验室，潘建伟国内国外两头跑，也将一批有志于从事量子物理研究的年轻学生送出国门，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学成后必须回国。

在国家系列人才计划的支持下，年轻的学子们陆续学成归来，渐渐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的团队，在国内开展的系统性工作。

2011年，中科院实施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获得立项。得知消息后，潘建伟的导师蔡林格教授主动请求参与合作。

2016年8月16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三大科学目标，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跻身国际领先地位。

《自然》2017年重大科学事件评价称：“国际同行们正在努力追赶中国，中国现在显然是卫星量子通信的世界领导者。”

回忆起那段历史，潘建伟感慨：“如同改革开放一样，科学研究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充分合作。只要我们在国际上保证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内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并在国家的支持不断努力，中国人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

“曾经，我们经过近百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如今，科技工作者处于大有作为的伟大时代，我们要承担起科技报国的历史使命。”潘建伟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