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新的意识有多强，创业的激情有多高，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广。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李克强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作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报告中指出，要发挥好人力人才资源优势，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激发活力，创业推动发展。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时代鲜明的主题，不仅一批批年轻人勇立潮头，院士智库也早早引领了创新创业大潮。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创业格局，打造出不一样的“双创”升级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郭光灿：

“兵团作战”赢得颠覆性创新主动权

有人认为，从电子计算机发展至量子计算机，将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自理查德·费曼上世纪80年代提出利用量子体系实现通用计算的新奇方法至今，已有30余年。其间，这一颠覆性创新技术一直被赋予诸多期待，世界各国也争相布局，期望抢占领先地位。

但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量子计算机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却对当下中国量子计算机创新体系的发展表示不甚乐观。“我国研究进展落后美国非常明显，差距在拉大。”他说。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有诸多成果，但郭光灿认为，这些成绩还算不上颠覆性创新成果，因为其学术思想仍源自国外，只是中国“技术与性能更好一些”。

在他看来，量子信息领域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当属量子计算机的研制。目前各国尚未研制成功通用型量子计算机，所以谁能抢占先机，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量子计算机领域的话语权。令郭光灿担心的是，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中国的布局还是晚了一些。

“‘十二五’期间，国家科研在量子计算机布局的布局投入比较少，到了‘十三五’时期，国际上在相关领域进展得已经非常好了。”郭光灿担心，依据目前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来看，他们有望在5年内做出一些初级应用产品，而我国的发展步伐已然落在了后面。

如同当下中国遭遇的芯片问题一样，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也面临各种高技术器件的突破，其中最艰难的便是量子芯片的研发。

量子芯片的技术路线有超导量子芯片、半导体量子芯片等多种体系，而郭光灿团队所选择攻关的是半导体量子芯片体系。他告诉记者，目前该团队已经将半导体量子芯片做到了三个量子比特，与国际上水平相当。

“半导体量子芯片我们花了十几年时间，才跟国际水平相当，但超导量子芯片我们却没有做。”郭光灿表示，这样的发展加速度很难超越国际团队相关领域的发展脚步。

而在量子计算机发展中，中国发展的迟缓还不仅仅体现在芯片层面。郭光灿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包括量子芯片、量子软件、操作系统等，是个系统工程，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布局相较于国外都显得有些滞后。

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当下不同高校、科研院所有多个团队在从事量子计算机研究，但却十分分散，“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像打游击战”不成规模。

他建议研究强调目标导向，将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等团队组成一个产学研联合团队，从硬件、软件、材料等不同层面共同布局，并通过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让年轻人不再受发论文、申请“帽子”的影响，扎扎实实将通用量子计算机研究推向深处。

这其中，他也看到了中国创新体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希望战略科学家拥有长远布局的胸怀和眼光。“科学家要有这样的眼光，某个领域需要哪些方面的内容，就要有所布局，不能擅长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只有这样长远布局，并且形成“兵团作战”的合力，才能在类似于量子计算机这样的复杂系统工程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杰：

技术转化先打破思维围墙

在不久前的“中兴危机”中，不少人期待一直在从事中国芯片研制和产业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能够给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但他却一再强调：“缺芯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回顾李国杰几十年的学术及产业化历程，以及中国“芯片”近日的困顿，不难发现创新能力的提升绝非一蹴而就。这也是为什么在几十年奋斗历程中，李国杰一直寻求架起科研、技术和产业间创新的桥梁，因为只有路径通畅，创新思想在成果、技术与产业间的流转才能形成常态。

在美国留学期间，李国杰就被同行称为“论文机器”。那时，在计算机领域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中，差不多每3个月就有一篇他的论文。但是，他回国后却不再以论文为导向。

“计算机研究的本质，还是要为人所用，要做出实用的东西。”李国杰看到了美国计算机行业的发达，也看到美国技术创新的关键是建立起研究与产业之间的良性生态。

他不想做P2P(从论文到论文研究），而要做能占领市场的计算机。1993年，我国第一台对称式多处理机系统“曙光1号”在智能中心研制成功，两年后，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1000”问世。

当时，有人甚至认为李国杰主持研制成功的曙光1号和曙光1000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但李国杰更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研制的计算机走向市场。

李国杰并没有因为“曙光”的成功而停下前进的脚步。2000年，他决定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通用微处理器（CPU）。当时许多人怀疑中国是否有实力研制出自己的CPU芯片，即使成功了，基础薄弱的中国芯片能在国外行业巨头垄断下寻找到生存的空间吗？

两年以后，中国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问世，不可能的“魔咒”被打破。虽然突破了技术壁垒，但最具挑战的环节才刚刚开始。李国杰认为：“高技术研究如果没有开发成产品，并且进入市场，其实是很浪费的。”但是想要越过从技术到市场的天堑，绝非易事。

名声在外的“曙光”在走向产业化时，也经历了无人接手的窘迫境地。曾经在香港上市，又再度买回来自主经营，李国杰在把产业做大的历程中吃了不少苦头，尝到了企业家的艰辛。

总结曙光的经验和教训，李国杰深知，一个科研人员脚踏两只船，不可能办好一个企业。他动员已经是中科院计算所总工程师的胡伟武研究员下海，全力以赴创建龙芯中科公司。

“一般而言，研究产生知识，创新运用知识。好比发电机和电动机，发电机产生电，电动机应用电。同样，研究与创新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具有不同能力的两类人群。”李国杰说，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大多数科学家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做研究的科学家虽然技术上有优势，却未必在市场、运营管理上有优势。

本来，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应有不同的分工，但李国杰看到，在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和创新活动高度重叠，科研和创新混为一谈。

李国杰认为，从知识到创造财富之间有一条难以越过的死亡之谷。知识本身也是分层次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也存在死亡之谷，从科学到技术要做无数次的探索尝试，只有极少数发明能成为有价值的技术知识。

“要让技术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实现真正的技术转移，首先要打破科研人员思维的围墙，要清醒地认识到科研人员思维上的局限性。”李国杰举例说，科研人员只要在某一个技术点上有突破，就可以开鉴定会、报成果奖。但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需要做好产业链上所有的工作（包括有效的协作），从材料、零部件、生产工艺、整机、配套软件、用户体验到融资和管理，哪一个环节存在短板，都可能导致市场失败。“成果转化的失败往往是由于科学家思维上的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对于科学家转型企业家，李国杰提醒道，创新不等于科研，创新需要关心产业链的全流程。只有经过市场磨练、有志于成果转化的科学家才能成为合格的企业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敢于挑战”铺就创新创业路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记忆中，创业历程里最艰难的时刻，不是来自于难以突破的科学技术难题，而是在市场推广中的碰壁。

2001年3月11日，在邓中翰和他团队的发展史，乃至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在这一天，邓中翰团队研发的“星光一号”多媒体芯片诞生。这一芯片因功耗是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运算速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产品的8倍，而备受关注。

邓中翰团队研发的中国芯性能，虽然在国际上赢得了肯定，但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仍面临重重考验。有一次，邓中翰到日本索尼公司推广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时，被对方用短短几分钟就打发了出来。因为对方自认为是图像处理技术的鼻祖，并不相信中国团队能够研发出性能优异的芯片。

走出索尼公司的大门时，邓中翰心里就暗下决心，“我还会回来。”他的诺言在4年后得到了兑现，“星光五号”被用在了索尼笔记本电脑上。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过程还是很感慨。”邓中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人还是要敢于挑战，即使对方公司是该领域的领头羊，也要坚信自己能做出性能更优异的产品。”

回顾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历程，邓中翰从来没有在挑战面前退缩，而是选择勇敢面对。

1992年，邓中翰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时，已经感知到了IT产业可能在未来社会产生的变革性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电子工程专业，而是在学习期间攻读了经济学，这也为后续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从科技成果到市场化的产品距离并不近，但要做好成果转化，科学家有时也要跳出既有的观念，用商业的思维来看世界。”邓中翰说。

毕业后，他选择供职IBM，但科技素养与商业思维的结合，推动他很快选择自己在硅谷创办公司。幸运的是，公司获得了成功。

彼时，中国芯片行业仍是一片空白。国内急需有人能在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中有所推动。看到了国内的机会，也受到国内前辈的邀请，邓中翰选择把创业的想法放到国内来践行。

1999年，邓中翰来到北京中关村，在工信部（原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支持下，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

从在地下仓库临时搭建实验室，再到和团队成员拿个人财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再到最终“星光系列”打开市场，甚至一度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被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邓中翰将理工科知识背景与商科思维相结合，在突破科技瓶颈的同时，也更深入地思考着市场的需求，并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向市场。

“这个过程中挑战一直都在，但是每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更好的打磨产品、提升团队的机会，我会选择更积极地看待这个问题。”邓中翰说。

至今，邓中翰回国创业已近20年，这期间“中国芯”已经在苹果、索尼、三星、戴尔等计算机和手机中有所应用，全球销量高达数亿枚。

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让产品迅速迭代成为常态，芯片行业自然也是如此。这无疑给中国芯片带来了新的挑战。但邓中翰觉得，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自己身上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使命，那就是引领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来推进中国芯片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

“断崖式”危机对创新未必是坏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最近十分关注“卡脖子”领域的高技术发展，特别是近期中国芯片产业遭遇的危机，也让他对创新生态有了新的思考。

以往靠购买、引进的方法获取一些高技术产品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怠于国内相关领域产品创新的推动。所以，如今当一些高技术领域出现“断崖式”危机时，王建宇倒觉得从推动创新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全是坏事。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短期内来看，肯定不是好事情，但长期来看却不见得。”王建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在他所从事的对地观测卫星研究中，最核心的元器件永远不能靠买，这反而倒逼科研团队，从零开始攻关，最终将产品研制出来。

“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当然你马上和国外的产品去作比较也是有差距的，但这样的高技术产品，一定会在应用过程中成熟起来。”王建宇指出，在应用中不断挑毛病、改进的过程，对高技术产品研发是一种促进，这个过程不可避免。

在“很多情况下，创新主要还是依托于市场行为。”王建宇表示，这在民用产品的技术创新中体现得更明显。民用产品所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消费者，要经过这么多消费者的质量检验，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成本问题，在产品性能与成本间寻找到平衡。在他看来，民用产品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

“我觉得老百姓用的产品，质量保证才是最难的。”王建宇曾碰到过优秀的技术专家开发产品推向市场，但却因为微小的质量问题而导致维修成本高企。

“因此，在民用产品的开发上，很多设计都十分有创新性。”王建宇说。他以手机为例指出，国产手机虽然某些层面无法与苹果等手机性能、品牌影响力抗衡，但通过多年的坚持，也在发展中实现了自身产品的不断完善，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特色。“虽然我们的产品和市场上最好的产品还有差距，但是还可以在市场上参与竞争，其实这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王建宇说。

无论军用、民用，相较于依赖进口、购买，能够坚持推出自己的高技术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反复修正、提升产品，这在王建宇看来才是比较健康的创新生态。“很多核心的技术产品，我们现在不用进口的，而是自己去开发，一定是有很痛苦的过程。”但他表示，经历短期的痛苦，可能换来的是中国在一个领域零的突破。

“如果你回头来看，20年前和现在对比，科学家都想不到我们今天能走到这个阶段，这也说明，这个过程实际上很快会过去。”他希望高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不要过于悲观，同时也提醒，对于中国如今在个别领域取得的创新成绩也不能过于乐观，毕竟我们与国外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有一定的距离。

政策视角

创新创业向纵深挺进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加强人才投入，优化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自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至今创新创业热潮空前，“双创”已成为经济活力的源泉、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激发“双创”活力的历程中，一系列扫除机制体制障碍的新政策随之出台，让中国真正成为了“双创”的热土。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两份文件，对双创所触及的领域如构建众创空间、降低创业门槛等，以及双创推进的方向和内容做了整体部署，也为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至此，双创的轮廓已勾勒清晰。

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围绕创新创业重点改革领域开展试点示范，并由此完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落地，构建起健康的发展生态。

回顾过去，双创发展的初期多围绕在互联网消费领域，而如今却向着生产领域渗透，并在与产业结合中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意味着，双创将向着与产业转型、实体经济融合的方向纵深发展。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双创”升级版。未来，将更好地调动人才资源的创新创业活力，并通过建设示范基地、开放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等举措，有力地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创业新格局的形成。

距离双创号召发出已近4年，双创已成为一张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新名牌。我们期待着，它在与产业升级融合的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活力，在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中成为新的引擎。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王佳雯采访报道）

蒋志海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