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27日 12 版）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但长期以来，在很多关键领域，我国还处于“场外跑”或者“跟跑”状态。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们有太多切肤之痛。

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几次转型升级都与重大科技进步密切相关，而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被称为“航天引擎”的加州理工学院推动了航天科技的快速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引领了电子科技的发展潮流，斯坦福大学奠定了软件产业发展的基础。依托大学开展原始创新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发展核心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升级，同样是中国研究型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近年来，我国载人航天、量子通信、深海探测等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涌现，这些都发轫于相关领域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投入高、周期长、应用链条长，很多企业虽然也在下大力气做，但更多时候更愿意投入那些满足市场需求的“短平快”应用型研究。而大学不同，大学本身是基础研究的重镇，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长期持续投入，大学更能够着眼长远、超前布局。美国学者瓦·布什在二战末期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就明确指出，美国的高等院校应该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联邦政府要把基础研究资助的约2/3用于大学。

学科门类交叉综合是催生重大原创成果的必要条件，这也是研究型大学的优势。研究型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在不同领域分别汇集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创新意识和敏锐洞察力的研究者，他们形成了有机的学术社群，所以大学最擅长推动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

大学始终拥有庞大的、源源不断的新生科研力量，这是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比拟的。中科院院士路甬祥通过分析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是在30—40岁之间，重大原创成果大多出自青年人才。大学的青年研究群体正处于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求知欲望最强烈、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开展原始性创新的生力军。

在自然出版集团最新发布的全球2018年自然指数排名中，我国有10所高校进入全球高校前六十位，北大清华位居前十。可以说，我国研究型大学具备重大科研创新实力，在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的科技攻关中，应该勇于担当、大有作为。

大学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先导地位与战略意义，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教学科研“刀刃”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