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渝生

【老婆说：“有本事你报考中国科学院，考上了，我跟你上北京！”】

1978年3月18日，作为数学教师，我正在重庆六中长寿分校乡下带学生劳动，参加春耕，突然听到从田间的电线杆子上悬挂的话匣子里传出了浓重的四川乡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那是邓小平的声音！那铿锵的话语如同阵阵春雷，震撼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我预感到过去那些年来对知识分子的不公正的待遇将一去不复返了，我幻想着将会有更加光明美好的前途。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继续听下去，才听明白原来是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第一次。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天天收听科学大会的消息，特别是听到表彰了重大的科技成果、先进的科技团队和个人，尤其是邓小平接见了陈景润，真使我感到热血沸腾。白天干农活已经很累了，晚上躺在床上竟然还睁大双眼，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几天后，我收到妻子的来信。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很了解我，她在信中就告诉我说北京在开全国科学大会了，很重要哟！又告诉我继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她鼓励我报考研究生，说我一定考得上。但我想，我是1966年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学业荒废了十几年，根本考不上的，心里充满了纠结，真是度日如年。

全国科学大会开了好长好长时间，整整两个星期。3月31日，大会闭幕了。郭沫若的书面闭幕词最后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诗一般的语言在我的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决定要搏一搏，报考研究生。

我立即奔向码头买了一张船票，连夜从长寿逆长江而上回到了重庆。

第二天，我就到重庆市招生办公室报了名。当时把招生专业名录一大本翻了又翻，看到中科院数学所、北大数学系，我根本不敢报，于是报了这样三个志愿：四川大学数学系、云南大学数学系、内蒙古大学数学系。回来同妻子讲了，她瞪大了眼睛：“川大在成都，你考上了我跟你去；云南大学在昆明，是春城，我也跟你去；内蒙古我不去，离婚！”

我报内蒙古大学是保底，我怕考不上川大、云大，但我更怕离婚。老婆说：“有本事你报考中国科学院，考上了，我跟你上北京！”我有些犹豫，她鼓励我：“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幼学底子不错，大学四年你是读完了的，你记性又好，好好再准备准备，我看你肯定考得上中国科学院的！”听了老婆这番话，我信心满满，回到招生办，去翻中科院的招生专业目录。突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学史专业”映入了我的眼帘，考试科目又是高等数学、古汉语、中国通史之类，真把我高兴坏了！因为我喜欢数学，也喜欢文史。于是我把报名志愿改成了数学史，买来了王力的《古代汉语》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啃了起来。

结果考得还不错，得到北京复试的通知。记得大概是1978年7、8月份，天气热得很，我到了北京，同刘钝等一道接受了严敦杰老师、杜石然老师的面试。严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二十四史》你都读过了吧？”“中学语文学过《史记》的《陈涉世家》……”我照实回答，老实得可爱。结果我和刘钝都被严敦杰、杜石然老师录取了，可谓师出同门。你看，考上中国科学院，进入科技史这个领域，偶然吧？但偶然中有必然！真是够有戏剧性的。

当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刻苦攻读学位的场景，正如同门师弟刘钝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说：“1978年那批人被戏称为‘黄埔一期’。大家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同时深感‘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周边也没什么勾魂的东西，因此非常用功。一位同门师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科普明星，当时每晚抱着一摞线装的《九章算术细草图说》到教室抢座，在一班献身‘四个现代化’的同侪中分外抢眼。大家在‘科学的春天’所染绿的空气中拼命苦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回逝去的青春。”

后来，刘钝和我分别担任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我们“黄埔一期”的同窗白春礼还是我们的院长哩，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