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芸 张文静

郭曰方

中科院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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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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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作为中科院院长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有一个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老既是科学家又是诗人，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讲话充满激情和诗人气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可实际上在开会前夕，86岁高龄的郭老已经住院，身体十分虚弱，是不能出席科学大会的。我当时是方毅副总理的秘书，我有一本秘书日记，主要记录当前要做的事以及事情的结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期，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3月14日，“郭老的秘书王庭芳今天来电话，郭老的病情稍有好转，但生活仍不能自理，行动不便，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参加科学大会。于立群同志（郭老的夫人）打算给方毅同志写封信……”3月17日，王庭芳再次来电话告知：“郭老坚持要参加明天的开幕式。今天上午与医生谈判了一上午，没有成功。医生说，肺部炎症还没有消失，只允许参加半小时。郭老仍坚持要坐半天。希望方毅同志做做郭老的工作，请郭老半小时后离席。”在这种情况下，方毅只好同意，但请王秘书转告郭老，只能参加半个小时。3月18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出席了这次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

当年6月12日，郭老就与世长辞了。

40年过去了，这40年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都是见证人。40年前这段往事我记忆犹新，记得郭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坚持出席大会。所以，如果在朋友圈转发一篇纪念文章，我会选郭老的这篇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杨乐

中科院院士、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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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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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与全国科技人员一样受到巨大的鼓舞。在大会前后，小平同志对科学和教育事业作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央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这篇文章介绍了当时的部分情况。

比如，1977年夏天，小平同志举行了关于高教工作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决定恢复高考。随后，全国研究生考试也得到恢复。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哥德巴赫猜想》等引起巨大轰动，计划招收27名研究生的数学所，吸引了全国1500多人报考，可见大家热情的高涨。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中科院率先进行的职称恢复工作，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我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升为副研究员。此后这项工作在各研究所普遍开展起来。

1977年10月，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发放科研补助费。同一时间在友谊宾馆，全国1000多位专家聚集一堂，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另外，科协也开始恢复活动。1977年5月底，科协在首都剧场举办了恢复工作后第一场学术报告会，邀请邹承鲁和我进行演讲，对年轻同志给予鼓励。

同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的老知识分子也开始得到平反。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两天，熊庆来、赵九章两位先生的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举行。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国际学术交流也启动了。1978年4月，我和张广厚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这是1966年后学者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出国交流。此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决定派遣一部分人出国后，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开始了。

此后的40年里，我国始终对科技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在技术创新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为中国科学发展贡献力量。

施战军

《人民文学》主编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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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哥德巴赫猜想〉

仍令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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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在中国作协十楼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恳谈会，主题是从《哥德巴赫猜想》发表40周年谈新时代科技题材创作。我们请了当年陪同徐迟先生采访和定稿的老主编、文学界专家和《中国科学报》陈鹏社长、中科院传播局的同志与会。现在又读到纪念“科学的春天”40年的文章，作为首发《哥德巴赫猜想》的杂志的后来者，心中自然感慨良多。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雷由远及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面世，这是新时期中国“科学的春天”这首大歌的领唱，引发了波及全社会的轰动效应。今天我们还能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影视作品中看到人们纷纷涌向书店和能够找到刊物的地方，排着长队热切兴奋地购买那一期《人民文学》杂志的盛况。那时候，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就是报效祖国、攀登科学高峰的代名词。说长大要当科学家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孩子，甚至边看书边走路撞到电线杆说对不起的人，才是了不起的智者。

——这是一个时代的新风尚。文学艺术出色地参与了这一重知识、爱科学、得民心、有力量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如今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中国科学的影响和领先世界的指数不再那样稀缺可怜。正是在新时代里，文学和科学领域都已经有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得到过诺贝尔奖。某些基础学科和许多新兴学科的科研成果，逐渐醒目于世界，占据领先地位、增大前沿份额甚至牵头引航的状况，已经不再令国人大惊小怪。

文学记述时代、记述科学创新科技强国的职责不仅依然神圣，而且必须加大马力付诸行动。唯其如此，我们的文学才能够切合实际地参与到新时代新风尚的社会精神建构之中。

王渝生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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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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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之际，我想转发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该文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生动地描写了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攀登科学高峰的动人故事。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时（《人民文学》在1978年1月号头条刊发《哥德巴赫猜想》，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该文，编者注），我在重庆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当我在学校门口收发室看到这张报纸时，大字标题立即令我眼前一亮！我伸手抓起报纸，立即大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我的眼睛模糊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旁边的老师把报纸接过去继续努力读下去。感动！激情！扬眉吐气！光明在望！这就是当时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心情。中央如此高规格宣传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过去是不多见的，“文革”以来内心所受压抑的情绪一扫而光，感到无比轻松和兴奋。

一个月后，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在电视上惊喜地发现陈景润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出现了邓小平同他亲切握手的镜头，不禁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陈景润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顽强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感召和《哥德巴赫猜想》的鼓舞下，我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终于被录取，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踏上了充满希望的新征程。（相关文章见第7版《在科学春天的日子里》）

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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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美术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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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大会是1978年3月召开的，但实际上，从1977年下半年一系列准备工作就开始了。1977年8月底，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要“宣传、文化、出版等部门随即行动起来”，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文学类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艺术类刊物如《美术》《人民画报》《中国摄影》等就开始大量刊载宣传科学、科学家、知识分子的作品。当时“文革”刚结束，科学研究领域还是“重灾区”，知识分子还是要被“团结、教育和改造”的臭老九。而在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中，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成了勇攀科学高峰的形象，成为了科学英雄，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在呼唤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的拨乱反正。

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邓小平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不仅是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以说也为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营造了气氛。《哥德巴赫猜想》等文学艺术作品恰逢其时，参与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