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锁

张福锁

1978年7月参加高考，当年10月进入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学习。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一直从事植物营养与养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植物根际营养理论、农田和区域养分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在《科学》《自然》《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著作60余部。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看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对黄土高原塬上的生活环境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自然条件还不如白鹿原。因此，走出塬上便成为我儿时的梦想。

1978年，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幸运的是，我和哥哥通过刻苦努力，同时走出了靠天吃饭的黄土地。读完大学，我来到北京读硕士，后来又去德国攻读博士。

回眸足迹，一切都缘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它开启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甘洒青春和汗水，将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作为一生的主题，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重教育的家风

我来自周秦文明发祥地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横水镇的吕村。这里靠着北山根，交通不便，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5个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走出去，吃饱饭，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但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我家“阶级成分”高，参军、当工人无望，上学是唯一出路。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在旧社会时还被国民党抓去做过好多年壮丁。因此，家里几代人都希望孩子们能读书，通过读书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文革”时，到处都在闹革命，学校不怎么上课，但父亲却要求我们读书学习。他给我们订了《红旗》杂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现在的《求是》杂志。父亲不仅要求我们读，还要我们记笔记和写感想。

同时，父亲还要求我们跟着他学习《赤脚医生手册》，每天晚上都要给我们出题，要求第二天必须作出书面回答。为此，我抄写了好几本笔记。这个过程我不仅练了字，还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正因为我们那时没有放弃学习，在有限的读书条件下一直保持着阅读习惯，所以，语文和政治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这也为我们后来高考打下了底子。

可以说，爱学习、重教育的家风成就了我。最终，我们兄弟姐妹中有4个人通过考学“走出来”了。

高烧说的胡话都是功课

凤翔县共有五所高中，我在第五中学——横水中学。当时高中的学习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之前，学生还都不怎么学习，基本上以劳动锻炼为主，比如养猪或干农活；第二阶段是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玩命地学，晚上关灯后还点着油灯学。

可能因为学习太刻苦，再加之营养跟不上，1978年初我就病倒住院了。当时一直高烧不退，听家人讲，我白天晚上尽说胡话，说的全是功课的内容。

当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一个星期后我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父亲着急了。我其实不愿住院，就回家让父亲用中西医结合法继续治疗。他曾是公社医院的中医大夫，被政治运动迫害回了农村，成为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先后为我们村和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治病防疫近30年。几天后，虽然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不再发烧了，就回到学校继续复习准备高考。

因为学校离我家有四五公里，步行需要近一个小时，所以我一般都住校，周末回家去拿一个星期吃的食物，就是陕西人爱吃的干粮——锅盔。

就这样学习，一直到高考来临。

高考的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考点在县城。县城离我家近20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我住在同学父亲单位的宿舍楼，这里离考点很近，步行就可以到。

那一年，我哥哥也参加了高考。他的情况跟我有所不同，那时他在我们镇第二中学当民办教师，所以他参加高考是双重身份，既是带队老师又是高考学生。

记得考试时，我并没有太紧张。两天半考完后，哥哥直接回家了，而我则和同学聚了聚才回去。

一家“饹出”两个大学生

我到家时，哥哥正在干活。看见我回来，他赶紧把我拉到屋里，跟我对考试答案。等一一对完后，哥哥激动地从炕上跳下来，说“今年能考上两个”。我当时并没有哥哥那么兴奋，只是觉得努力学了，也尽力发挥了。

分数下来，正如哥哥预料的，我们哥俩都考上了！他考了322分，被录取到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我比他多7分，是横水中学第一名，被录取到了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而我弟兄俩是我们村首届大学生。

在9月份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比较煎熬的。我一直在家干农活，哥哥则去中学继续教书上课。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给哥哥送通知书时被他意外发现的，因此他就先派人送口信回来，让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父亲所在的医疗站虽然离我家不远，但需要翻一条沟过去。当我到医疗站悄悄告诉父亲这个消息时，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让我千万别声张，背着药包拉着我赶紧往家走。等走到沟里没人的地方，他才问我消息是真是假。

刚刚经历过“文革”，几乎没人敢有梦想，何况竟然梦想成真！

等我和父亲到家时，哥哥已经回来了。全家人欣喜不已。那天晚上，一家人都高兴得没睡着。

但到了第二天，琢磨了一晚上的父亲却说，因为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只能供养我去读大学。哥哥不甘心，就把他们学校的梁校长请到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梁校长跟父亲聊了一晚，父亲才同意哥哥也去上大学。

张家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乡亲纷纷来家里祝贺和取经，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抛向了我的父母亲，问得最多的是：“你们是咋培养孩子的？”母亲的回答很简单：“饹锅盔饹出来的！”

大学时饱读课外书

1978年10月15日，是入学报到的日子。那天倾盆大雨，赶路就更不容易了。到西北农学院，需要背着行李从我家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公社所在的公路上乘坐汽车，到岐山县城后再换车到蔡家坡火车站，从这里乘火车才能到杨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经过一天的辗转路程，终于到达学校所在地杨凌。在火车站，学校派一辆大卡车来迎接新生。到学校后，我发现校园很大、很漂亮，西北农学院让人肃然起敬。

读书是我的爱好之一，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图书馆。我自认为读书不少，但到了图书馆，第一次听说有几十万册藏书，我惊呆了。从小爱读书的我，一下子被这么多书迷住了。大学一年级基本没怎么给学习课程花时间，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课外书籍上。

那时候大学生们全都整天泡图书馆里，不是做作业，就是读自然科学类书籍。图书馆二楼有一个精致的人文科学图书室，去的人相对较少，我就在那里读历史、哲学、文学书籍。其中，传记文学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那时特别爱读《居里夫人传》，大学期间至少读过十遍，还做了读书笔记。在19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个波兰小女孩敢于从落后的波兰到法国去读书，并且克服了那么多困难，经历了无数次磨难，最终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她的那份执着和坚韧，那种对科学的热爱和献身精神，让我敬佩不已。我那时就想，她能做到，我也应该能做到。

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把这本书推荐给学生们，鼓励他们学习和奋斗。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对我影响也比较大。一个瘦小、弱不禁风的身躯，却有着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竟然靠非暴力理念和行动把英国殖民者赶出了印度。他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你会在奉献自己，服务于你的同胞、国家和信仰的过程中找到自我。”

“立地顶天”的研究风格

虽然喜欢读课外书，但我并没有把专业课落下。

大学二年级，我们开始上专业基础课了。《农业化学总论》讲到了“人粪尿”，我瞪大了眼睛：“人粪尿也有科学？”有趣的专业课深深地吸引了我。除认真听讲外，我也常常到图书馆阅读有关参考书和杂志。

其实，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有机会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收麦子算产量是接触科研实践比较早的，我从中得到非常大的锻炼。

当时，西北农学院后边就是实验站，周边都是农民的田地。一出校门就是农田，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地里去观察讲解，取样分析。这些不仅让我对生产实际有系统的了解，而且也让我学会了观察研究的方法，这对于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很有帮助。

比较幸运的是，那时候学生和老师能天天在一起。天天与老师在一起的好处就是，能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学会如何做事特别是如何做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师就像自己的父母。

大学忙碌而充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年。1982年，我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与西北农学院的老师不一样。有人研究无人驾驶飞机，有人研究腐殖酸和造纸废液的农业利用，工农结合，跨界很多。西农的实干和北农的眼界让我受益匪浅。

1986年，我被教研组老师选为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国际著名营养学教授Marschner，在国际一流的植物营养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在这里，我发现了做科研的另一种乐趣，体验到科学还可以让人入迷。其间，我不仅学会了系统的科研思维和方法，而且学了不少组织国际化科研的方法和经验。

实际上，经历了大学、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后来我又从讲师到副教授，两年不到就破格晋升为教授。幸运的是，我能一直围绕一条主线，从生产中发现问题，在科学上找到突破口，进而创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解决生产问题，又出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形成了“立地顶天”的研究风格。

30多年来，我从在生产一线创新植物营养理论开始，系统揭示根层养分高效利用的机理，丰富和完善了根分泌物营养理论，建立根层养分调控新途径，有关发现和进展被写入国际植物营养学经典教材；创新氮素实时监控技术、磷钾恒量监控技术、中微量元素因缺补缺互作增效技术、区域总量控制分期调控施肥技术和大配方小调整配肥技术等，成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化肥零增长行动的支撑技术，在全国2698个项目县广泛应用，至今还在持续大面积应用，推动了化肥用量下降和利用率回升，促进了全国土肥技术进步；创建“政府测土、专家配方、企业配肥、联合服务”的养分管理技术应用新模式和肥料发展建议成为企业产品升级、服务转型和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了全国肥料行业技术进步。

特别是自2009年至今，我带领团队师生扎根农村，先后在河北曲周、吉林梨树和通榆、内蒙古武川、陕西洛川、新疆和田、云南镇康、北京密云等地，创建了科学家与农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的“科技小院”技术应用和精准扶贫新模式。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121个科技小院，覆盖45种作物产业，示范面积上千万亩，培训农民20多万人次，同时与63家合作社和37家企业紧密合作，推广应用技术5.6亿亩，实现增产增收和环境保护共赢，为脱贫增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18年，我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

走到今天，我有很多感慨，也愿意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分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辈们科技救国，我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重建科学传统，服务祖国人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年轻的科技工作者，风华正茂，赶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一定能够勇攀科技高峰，创造更大的辉煌。（本报记者秦志伟采访整理）

①张福锁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进行技术指导

②读研究生时期的张福锁

③张福锁大学毕业时和实习导师、同学合影

张福锁大学时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