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建芳

桂建芳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学习。现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两届所长，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两届主任。现为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生物学基础和相关生物技术研究，已发表研究论文430多篇，其中SCI刊源论文250余篇，出版专著和研究生教材8部，主持或参与培育水产新品种4个，获授权发明专利10项。论著共被引用1万多次；培育的水产新品种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养殖，取得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湖北省科技突出贡献奖等10多项科技成果奖；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199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5年）等奖励和荣誉。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同学告知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到故乡黄梅县独山区周咀村当农民。由于灌了一点墨水，加上为人诚实，劳动也出色，很快被选为生产队会计，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负责记工分。就这样从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半劳力，经过3年多的劳动，成长为一个完全适应农村生活的全劳力时，1977年8月，一位名叫石如碧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用现今的话说叫发小）给我带来了令我为之一震的好消息。他1976年被推荐上了位于南京的华东工程学院，回家度暑假时，告诉我说可能要恢复高考。

得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也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当时虽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代意义，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意义非凡，十年寒窗自认为是个读书人的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试图通过写作改变人生的我，终于在封闭了近四年后，又重新嗅到通过读书求知改变命运的气息。我开始利用劳动之余着手复习，主要就是把高中课程重新走一遍。到了11月份，正式的通知下来了，我立即去报了名，还非常郑重地填报了志愿。我们当时一起读书的中学同学、老师，自发地聚集在马鞍山中学（当时叫独山区中学）。复习完全是自发的，热情非常高，事实上也就是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而已。不过，这种切磋的效果非常显著，记得当年我们一个年级三个班的几个学习尖子在一起，虽然集在一起不到一个月，但基本上都考取了大学。

我如愿考上了第二志愿

1977年12月中旬，和全国五百多万名高考生一起，我踏入了高考的考场，考了两天。当时是公社领导用一个卡车，把参加高考的几十个人拉到黄梅一中考场。由于考试的人特别多，县城里都住不下了。我们白天去考试，晚上就在县城周边的老乡家里打地铺。公社领导还专门为我们请了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有肉有菜，当时就特别感恩十年“文革”后，党和政府对青年学子的重视和选拔人才的热情。

当时我们一共考了四门课，语文、数学、理化，还有一门应该是政治。几位要好的同学曾在进考场前相互打趣说，“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该我们自己发挥了”。记得语文的作文是写一个学习雷锋的故事，由于在农村4年，我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作，想试图通过读书来维持一个读书人的品行，也想试图通过写作成为一个业余作者，甚至业余作家，因而考作文时非常顺畅，洋洋洒洒写了一页多纸。语文交卷时，我就确信我会考上。

考完后近两个月的时间，既没有人告诉我具体分数，我也没收到任何消息。这两个月，在全县组织施工的八一港大堤建设工地上，我一直任我们村小队的突击队队长。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正是我们小队工程完工的那一天，因而收工比较早，下午四五点钟就回家了。记得收工时，还遇见我们工地的突击队大队长毛金牛副书记，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小桂，这几年做得不错，在工地也很出色，政审时我们会开绿灯的。”可我一到家，就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印着“武汉大学”。

一看我就知道是通知书来了。没有政审，是完全以我的考试成绩录取的，我真真切切品味到一个读书人的快乐和喜悦，心里非常激动。以前我是很想读书、读大学的，后来觉得没希望了。但这次高考，让我觉得自己冥冥之中还是注定要读书的。生产队的社员们也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何况当时会计工作做得也很不错，公私分明，大家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

当时我们六七十个一起复习考试的同学，有七八个考上了大学，考取的比例是全国（全国的为5%）的两倍多。在考场前相互打趣试图“改变命运”的几位都考上了，他们包括考上华中师范大学的黎路林、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来也合并进武汉大学）的陈锁柱和蒋北宁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宛延等。加上我，在武汉的就有六七个。

那会儿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凭着一股激情和梦想，我第一志愿填了全国最好的学校——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填了湖北省最好的学校——武汉大学，还有好多的第三志愿和第四志愿。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填报了这两所大学的数学系。结果我如愿地被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录取了。

最后我被录取到武汉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当时还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周围老乡说，以后是去动物园做饲养员。读动物学专业的以前也确实有人去了动物园，但还是做科研，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读书远比谈恋爱重要的大学时代

我记得特别清楚，自己是1978年3月8日到武汉大学报到的。当时我们班上有26个同学，其中4个是在“文革”中间高中毕业的，所以大我们七八岁，入学时已经30岁了。其他同学多数和我一样，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

大学生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家读书的激情非常高。回乡三四年，大家都特别珍惜能在校园里读书的时间。武汉是著名的“火炉”，夏天特别热，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40摄氏度的高温里，大家读书的热情还是非常高。除了上课就是自习。晚上，铺一个凉席睡在老斋舍或老图书馆的水泥地上，心中也是满满的幸福。

毕业20余年后，当我们返校见到当年的老师时，老师都说，77和78级的同学都是特别喜欢学习的一代。那个时候，大家尽管年龄比较大一些，但也没有人着急谈情说爱，在开始的两三年几乎没有。大家都是以学业为重，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

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我比较自豪的一点是考试成绩都不错，不仅得高分，而且基本上都能在前三名交卷，每次大概都能提前半个多小时。

我这个时间点赶得很好，刚进大学就改革开放，科技大会也开了，科学的春天也到了，当时中科院的老院长郭沫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我由衷地觉得幸运，最后能获得读书的机会，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只要你学习好，就有可能改变命运。也因为这样，想为国家做更多、更好的事情。你会建立一个信心，只要读好书，生活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我坚定了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理想，还希望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情。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作为应届毕业生，我想考武汉大学余先觉教授的研究生，他是当时中国遗传学界的权威。那时一共有30多个人报考这个专业，最后只招了一个人——也就是我。

接着3年，我继续在武汉大学跟着余先觉老师和周暾老师攻读遗传学专业硕士，做淡水鱼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这3年硕士期间，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可能发了将近十篇文章，属于比较多产的一位。当时外校的老师常跟余老师夸我说：“你们学校的桂建芳还是不错的。”

硕士毕业后，我被分配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所和武大紧挨着，是近邻。1954年，为了发展中国的淡水鱼养殖，让老百姓有鱼吃，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搬到武汉。湖北不是有“千湖之省”的名号嘛，就武汉一个城市也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也有一个雅号叫“百湖之市”。有记者采访我，就说这叫“如鱼得水”，自此游进了学术的“圣湖”。高考12年之后，在1989年，我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后来还评上了院士。这一系列的成绩，可以说都是从高考开始的。

做好自己当时该做的事

我和武汉大学非常有缘分，爱人张奇亚是我在武大生物系的同学。本科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也就在这时候，我们才确立恋爱关系。我们的两个女儿也都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

可以说，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还让我收获了爱情、组建了家庭。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而且当了4年农民，高考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它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因为它，建立了执着向上、多为社会和国家做一点事情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之后这40年的学习、工作中，我始终保持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点事的初心。

40年，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我想，学习好、工作好始终是做人处世的真理。只要你把学习、工作做好，这个社会是不会亏欠你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才能。对今天的青年学子，我特别想说：无论何时何地，做好自己当时该做的事，就会一好百好。

在农村做生产队会计的我虽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科院院士，但那时我将会计做好了。高考让我实现了人生更高的价值。大学把书读好，工作了把事情做好。这40年，我得到了很多支持，各种人才计划，几乎都有份：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首届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总而言之，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节拍；只要你勤奋，时代的机会就会变成你的机遇，毕竟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本报记者张晶晶采访整理）

桂建芳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