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亚湘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7/27 8: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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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湘院士: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

▲刚上大学的袁亚湘

 

▲袁亚湘(后排左一)上大学后第一个假期与家人合影

 

1960 年出生于湖南资兴。1977 年12月参加高考。1982 年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1986 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候任主席。从事运筹学研究并取得了系统成果,在信赖域法、拟牛顿法、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中国数学会陈省身奖、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苏步青奖。201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 年当选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袁亚湘

袁亚湘

我叫袁亚湘,“亚”是因为排行老二;“湘”则是由于来自湖南。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在家务农三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40年前的那场高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我相信,即便是晚两三年恢复高考,我的生活轨迹也会与现在的彻底不同。

当然,不论现在如何,曾经是农民的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自己永远是一名农民。

五个“学堂”上了四个

我出生在湖南资兴的一个乡村,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算起我跟计算最早的接触,就是小时候趴在床上跟母亲学打算盘。

我当时才四岁多,总是跟母亲吵着要去上学,后来母亲便掏钱给我买了课本。但她没有文化,自己没法教我,我便每天等村里的堂兄堂姐放学,求他们教我。

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了学习。

五岁多时我正式开始上学。当时的学制与现在不同: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一共九年。在小学期间赶上“复课闹革命”我还跳了一级,就和自家的堂兄堂姐们同在一个年级了。

我有个舅舅读过大学。母亲当时告诉我:你要好好学习,上五个学堂哦!这五个学堂分别是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学这个概念。不过后来“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上大学这件事便不再有人提及了。

在我心里,母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她能宏观地看问题并看到问题的本质。在如此偏远的小山村,她一直引导我学习,让我明白读书是世上最美好、最充实的事,她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学习的种子。母亲还教我,不管怎么样人都要活得高高兴兴,这句话一直鼓励我乐观向上,遇到事情我会对自己说一句:“天又不会塌下来。”

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将我叫到面前说:“亚湘,你现在懂的东西比我多了,妈妈帮不了你了,以后你就要靠自己。”回想起来,这句话是后来我追求知识永不停止的动机。

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11岁那年,我休学了,理由是身体不好。但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文革”期间读高中名额很少,全凭生产队推荐。父亲担心队里会因为我们家族里同一年级兄弟姊妹太多,而减少我家族的高中名额。于是他让我休学一年,希望这样能增加我上高中的机会。

休学后我只好回家放牛。一年后,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他抓教育,使得上高中由生产队推荐改为凭考试自己争取。于是我直接通过考试进入了高中。

1975年初,我15岁,高中毕业。

改变一个农民一生的机会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悬念地回家务农,插秧、犁地、种田……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还先后兼任过生产队的出纳、会计、保管员。

我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如果说我与其他回乡务农的同学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在干农活之余还在继续学数学。父母认为我从小学习还算不错,经常跟我说:“学习没有坏处,有空就看看书吧。”我想,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学习能有什么好处。

那个年代能接触到的书籍也非常贫乏,在三年时间里,我主要就是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来覆去看。在中学教书的叔叔给我找来了“文革”之前的教材,那些教材比“文革”时期的教材难度大。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三等分任意角、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知识就是当年在煤油灯下接触到的。不过,那三年我没有继续物理化学这些课程的学习了。

回忆当时在煤油灯下的夜晚,我就好像给自己不断设置挑战,看看能不能解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如果解出来了我就会很有成就感。对于我来说,这就像现在的小朋友玩电子游戏一样有趣。当时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事情。

1977年,改变命运的消息是父亲从镇上带回村里的。

我那时已过了十七岁。如果再晚个两三年恢复高考,根据家乡当时的习俗,我可能会很早就结婚生子;按照我的性格,成家之后也许就不会再去考大学了,而会选择老老实实当个农民。也许会像我哥哥一样,早早就有孩子了。

当时,父亲找到了生产队队长,请求给我一个月的脱产时间复习准备高考。请假获批了之后,我就回到原来的高中母校去复习。

值得一提的是,我当时虽然身处湖南一个落后乡村,但中学校园里却有不少因“文革”下放到乡下的好老师,他们中好几个还是“文革”前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老师们认真地指导我们复习,也会出一些模拟题给我们做。

后来“文革”结束,这些老师都重新调回了城里更高级别的学校。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感叹,目前我老家的中学却再难有当年那么好的师资配置了。

“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却让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意外遇到了良师。

对于恢复高考,家里人和我自然都挺高兴,但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小时候一直希望能读遍五个学堂但只能上四个学堂,现在终于有机会尝试考考最高级别的那个了。如果能上大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就意味着你能成为“国家的人”,大学毕业了国家会分配工作,就有工资,捧上“铁饭碗”,有能力赡养父母了。

我的志愿还挺“前卫”

当时,对于能不能考上大学我没有把握,毕竟已经高中毕业三年,而且身处偏僻的乡村,不晓得自己和母校以外的人比是个什么水平,心里想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另外也不了解录取比例是多少。同时,我还是一个恋家的人,和母亲感情非常好,一点也不希望离开湖南省读书工作,就连长沙都觉得已经蛮远了。于是,老师们综合我的情况,指导我填报了高考志愿: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

在专业的选择上,当年我的中学老师可以称得上很前卫、很有远见。因为在我国,计算机是“文革”时期刚兴起的东西,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听都没有听说过。老师们觉得我喜欢数学,认为数学跟计算机挂钩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帮我作了这个选择。

我的高考是在初中的母校考的。那是1977年的12月,我记得考了四门:语文、数学、政治、理化。英语好像没有考。

考完试以后同学之间没有相互对答案或者打听什么。两天考试结束后我便径直回家干农活去了。因为当初请假复习已经耽误了不少农活。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到县城卖菜的邻居回来说,在县里头张贴的大红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又过了一些天,生产队送来了湘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那年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家里人都很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七四届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的比例甚至比七七届的还高。因为我们的初二和高一都赶上了邓小平复出抓教育,大家都在比拼学习,那段时间学校还举行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学习氛围很浓厚。但我们高二快要毕业时,教育的政策风向又变化了,“学黄帅”“交白卷”的思潮涨起来,之后几届学生的基础反而没有我们这一届打得牢固。

这个大学和我们农村差不多

和现在每年9月开学不一样,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78年3月入学的。当时家里给我收拾了一床较新的被褥,所有的换洗衣服用一只小小的木板箱子就搞定了,脸盆和毛巾买了新的。我用一根扁担挑着这些行李,穿着一双新买的解放鞋,踏上了去读大学的路。

我是坐绿皮火车从郴州去的湘潭。习惯了现在高铁和飞机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这趟列车停停走走,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花了20多个小时。到了火车站,学校有车来接我们新生。

车到了湘潭大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大学看起来和我们农村差不多嘛!湘大当时位于荒郊野岭,而且因为处于复校阶段,到处都在搞基建。我下车时一脚就踩在了稀泥里,一双新鞋变成了泥巴鞋。

好在我在农村长大,并不知道大学校园应该是怎样美丽,所以也没有失落感。

那时,学校的第一教学楼还没有盖好,仅有的建筑是一个学生食堂和六栋学生宿舍(男生住西一栋至西四栋,女生住东一、东二栋)。我住在西二栋205,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12个同学。6个高低床靠墙一边摆了3个,中间还放了12个小桌子。整个宿舍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不过我的抗干扰能力倒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有人大声说话或者打扑克,我都可以照常躺在床上看书、睡觉。

第一个学期,学校没有教学楼,我们很多课都是在食堂上的。吃完饭,赶紧把食堂布置成简易课堂就开始上课。一间食堂里不同的角落上着不同的课。有时,我们还得走上近两里路,去学校大门外6路公交车终点站旁边的一排小平房去上课。

曾经听到一个传闻:当时的湖南省领导在为湘大复校选址,来到羊牯塘北边的荒郊野岭,指着脚下说:“这里草都不长,废物利用,正好可办大学!”不过,湘大建在当时草都没有的黄土地上,这的确是事实。学校后山的树都是我们学生栽的。除了搞绿化,我们还捡石头,铺球场。

当年,老师们的条件比学生更为艰苦。由于没有教师宿舍,老师们都借住在学校周边村民的家中,每天来学校上课都得沿着田埂穿过农田,走上好几里路。

母校我为你自豪

即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还是带着极大的热情,鼓足干劲为我们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寿佛老师给我们讲《数学分析》,唐佑华老师给我们讲《线性代数》。特别是李老师的《数学分析》讲得非常好、引人入胜,这是我们班后来有不少同学爱上数学的直接原因。我的室友、“千人计划”专家、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许进超教授曾说过:李寿佛老师讲数学分析是全世界讲得最好的!

湘大让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基础课,让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培养。学校还专门安排老师给我们几位学习好的同学开小灶,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老师们还辅导和带领我们参加湖南省高校数学竞赛。在我参加的那次湖南省大学生理科数学竞赛中,一等奖获得者一共有四位,其中湘大就占了两位。

来到湘潭大学之后,我从最基础的ABC开始学英语。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学生组成了一个英语提高班,特地安排外教给我们上口语课。记得一次上课,外教请班上的一位女生回答问题,指着她说:“The lady in the second row,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那位女生站起来,涨红着脸说:“I am not a lady, I am a girl.”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母校在生活和职业规划等各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记得和我考研有关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我毕业考研时。当时学校复校不久,急需补充师资队伍,规定凡在湖南省数学竞赛中获奖者都不让考到外校。当时数学系的系主任郭青峰教授专门去和学校争取,让我报考中科院、许进超报考北京大学。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对我和许进超的成长、对扩大湘大在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第二件事是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我为了复习考研没有回家。郭老师自己回了长沙,让我在他的公寓里住了整整一个暑假,给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复习环境。住在郭老师家对门的中文系系主任王勤教授一家,则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多照顾。

在湘大四年,我每天早上长跑5000米,风雨无阻;每天下午晚饭之前还要打半小时的排球。从小身体虚弱的我,通过这四年的锻炼变得非常健康。我在湘大运动会上还曾获得过1500米和5000米的第五名。

湘大四年是我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四年,不仅是身高从一米六九长到一米七七,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形成和基础知识的积累。湘大的四年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幸福的四年,不仅有鲜花荣誉,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良师益友相伴左右。现在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湘潭大学毕业的。

从事数学研究多年后,曾经有记者问我,我收到过的最糟糕的审稿意见是什么?其实,我人生中最深刻的批评意见,是初中数学老师给我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班某个同学在班上数学成绩好一点就自以为了不起,尾巴就翘起来了。实际上还是很小很小的小溪里的一条很小很小的小虾,连大江大河都没去过,就更别提大海了!”

上大学后我觉得这句话很客观,知识的海洋多么辽阔,即使我学了很多东西了,我还是很无知。

感谢40年前的那场考试,给了小虾从小溪游到江河,然后见识浩瀚大海的机会。

(本报记者肖洁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07-27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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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6 15:56:05 scking
“我们班某个同学在班上数学成绩好一点就自以为了不起,尾巴就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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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就有天赋,老师也没有一味鼓励,而是激将。iale姐姐高考未成功,天赋还是不够。中国人再努力,成为贝利、乔丹的机会还见不到!
2018/8/4 12:39:47 wlxu
国家的命运是个人发展的基础
2018/8/3 21:15:21 yao101yao
要是按照现在的上学做法,肯定不会是院士了。
2018/8/3 15:24:25 iale
我家也是农村的,4个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大哥毕业后回家务农,然后做了民办教师,如袁老师所言,早早结婚,虽然也参加了高考,但未能成功,后来一直当教师到退休。姐姐77年毕业,也参加了高考,因为所学知识欠缺,未能成功,一直务农。二哥77年上的高中,79年参加高考,虽然只考上了“中专”,但已经算是村里通过考试跳出农门的第一个,毕业后做了乡镇干部。我在家里最小,文革结束时才上小学,二哥考学走出去,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动力,凭着一路领先的成绩,读到博士毕业,现在某大学任职,并且认识了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农民孩子。感谢小平,给了我们跳出农门、改变人生的机会。
2018/7/27 18:45:04 zxy5139
谢谢袁老师的分享。高中物理老师曾说过,这个班上有没有谁的能力达到了可以自学不依靠老师指导的,我看一个都没有。现在想想,也很客观。
目前已有8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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