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电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款客及博彩管理”近年这些新增的大学专业哪个更吸引学生的眼球?而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设立无人机相关专业”,使得媒体竞相报道——继电竞等专业后,无人机专业要“火”了。
无论是工信部鼓励这一专业设置,还是一些“新鲜”专业的出现,无疑都是根据当下社会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然而,这也开始引发人们的思考,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机制究竟是怎样的?现行专业设置机制又存在哪些弊端?
设置放权高校 政府调控管理
“目前我国本科专业设置的机制大致上是由政府根据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需要,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录》),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发展定位以及专业设置的基础、能力与条件,参照《专业目录》设置相关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道。但是,如果有社会所急需或特需的人才需求,高校可以经过审慎地考虑并结合自身条件申办目录外的专业,因而目录并非完全刚性的,它赋予高校一定的自主灵活设置空间。
由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对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作了进一步扩大,但为保证其规范化,《规定》中对于高校专业自主设置、调整还是提出了严格的申报、审批路径。因此,在高校成为专业设置主体的同时,政府也要向着规范、监督者的角色转变。
“现在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政府更多的是起调控作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说。
在别敦荣看来,高校的专业设置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根据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设置。高校对院校自身的情况比较了解,要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调控作用。另外,在资源配置问题上,政府应当更合理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促进高校专业结构的合理建构。
设置过于刚性 管理有待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趋于稳定,但是,如今的高校专业设置机制是否能够灵活地应对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呢?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其中,高校专业设置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石,发现解决其机制中的问题自然尤为重要。而专业设置必然离不开制定的规范《专业目录》。
在阎光才看来,《专业目录》是维护专业设置规范化,进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手段。但是过于强调规范化的管理,又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开展专业调整的灵活性,这的确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杨颉表示赞同。“我们国家学科专业目录是刚性的目录。学校即便有一部分设置权,但是设置的把控很严。因此,面对一些社会需求,学科方向上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或者调整很困难,这就使得面向社会需求进行调整相对滞后。”
除此之外,对于专业设置权利的管理与使用也存在着问题。
在人工智能崛起的今天,其相关专业自然成为发展的重点,这不禁让人想到经济、金融相关专业人气高,一窝蜂涌现的时期。“高校盲目一窝蜂地设置专业,不考虑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定位,导致专业结构失衡等,是高校自主专业设置权利使用不当和政府监管调控不完善带来的问题。”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那么,以上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促进“新陈代谢” 健全设置机制
根据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我国的《专业目录》十年修订一次,基本专业五年调整一次。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周期性调整刚性专业目录制度无法完全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当学校对应社会需求新方向来设置专业时,就会被刚性目录捆绑住手脚。而当政府呼吁建设某个新学科时,被压抑已久的需求就会集中爆发,产生争先恐后的现象。因此,专业目录应逐渐向着统计性目录转变。”杨劼说。
据杨颉介绍,在美国,其专业设置目录为统计性目录,相关部门对各个学校设置的专业方向进行统计,供其他学校参考;并且会根据社会需要及时开设新的专业。比如,斯坦福大学允许学生提出或设计专业,学校的教务部门审核后就可以办起来,有人报名这门专业就会开设下去。“灵敏、快速地迎合社会需求,加之学生的参与,使得他们的学科更新很快,专业设置形成了与社会、学生需求相对接的一种新陈代谢。”
在杨颉看来,专业设置自主权的下放会更加快速、灵敏地反映社会需求,“虽然就我们目前情况来讲,刚性目录也有它的好处,但是这并不阻碍其他的尝试和模仿”。
而对于学校、政府对于权力的把握和管理的问题,熊丙奇表示,首先学校自身应利用好政府下放的专业设置自主权。
“国家在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的专业设置权,学校应该建立起现代治理结构,尤其是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由委员会论证学校该设置哪些专业、如何保证专业的特色,才能更好地建立起符合院校自身条件、特色鲜明的专业。”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政府应该在学校专业建设中进行相关的引导和政策扶持。“政府要转变教育管理职能,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对此,别敦荣也认为,政府在保证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与灵活性的同时,应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掌握着更加全面的宏观信息,又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因此,应当给予学校有效而适切的指导,为学校科学地设置和调整专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保障高校办学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中国科学报》 (2018-01-02 第6版 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