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23时23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见上图，新华社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他的离开，也如他生前一般低调。
他不希望被人们记住，但人们又怎会忘记他的卓越功绩？
他不愿被关注，却为了FAST项目而高调
人们了解FAST，远远多过了解南仁东。他不在意这些，他不爱应酬，不愿意被关注，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但他也有高调的时候，那是为了FAST项目。
时间回到199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听到这个提议后，时近50岁的南仁东兴奋不已：“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
一向低调的他坐不住了，主动跑去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然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这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建造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无论地质条件、技术条件还是工程成本都难以达到。因此，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有人甚至认为是天方夜谭。
尽管如此，天生倔强又爱迎接挑战的南仁东决定坚持这个计划。最艰难的是申请立项那段时间，南仁东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极其“渴望”被大家关注。他深知，之前的选址和论证环节已耗费了大家数年时间和精力，接下来立项必须成功。否则，就意味着先前的所有工作都是白费。
于是，南仁东开始自掏路费，到处“化缘”。从东北到东南再到西北，他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去谈。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厚厚的立项申请书上出现了20多个合作单位的名字。
2007年7月，历经十几年，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他随性不羁，却被一个项目拴住22年
在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的记忆中，南仁东是一个随性不羁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他会被一个项目拴住，而且一拴就是22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南仁东辞去日本的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筹建FAST工程项目。
FAST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它不仅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甚至涉及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专业领域，且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
为了给FAST项目选到合适的台址，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每天翻山越岭，走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
在漫长的22年里，南仁东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勤奋，带领同事们一起解决了许许多多具体的技术问题，硬是将梦想变成现实。
2010年，FAST面临近乎灾难性的风险——索网的疲劳问题。对当时购买的10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发现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工程的使用要求。
那时，台址开挖工程已启动，由于索网疲劳问题解决不了，反射面的结构形式迟迟定不下来。南仁东顶着巨大压力，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求解决途径。艰辛的技术攻关过程持续近两年，在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后，南仁东团队终于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化解了这个对FAST最具颠覆性的技术风险。
他成就很大，但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小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都很随和，平易近人，跟谁都像是处了好几十年的老友一般，可以互开玩笑，也可以敞开心扉。
但如果碰到对FAST工作不够认真的人，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脾气“坏”得很。虽然南仁东对工作要求极严，但他并不专横，重要的技术决策，他也愿意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
“没有他，就没有‘天眼’。”采访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讲出这句话。
虽然南仁东的成就很伟大，但他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小，心里永远先想着别人。他淡泊名利，一生没得过几次奖，屈指可数中的一次是获得“CCTV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然而，在领奖时，南仁东只说了几句话，里面没有一句是讲自己的。
20多年在贵州的建设历程，让南仁东早已把贵州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热爱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时，南仁东路遇一群放学的孩子。看到他们寒风里只穿着单薄衣衫，他很心疼。回到北京后，南仁东立即给当地干部张智勇写了一封信，寄去500元。他嘱咐张智勇一定要把钱给当地小学最贫困的学生。就这样，他连续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
2015年，已经70岁的南仁东被查出罹患肺癌，但他并未因此放下手头的工作，必要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现场。就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依然密切关注着FAST的每一项进展。
9月16日清晨，当南仁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在他那间位于国家天文台A座3楼的办公室门口，同事们自发地摆上鲜花，路过的人也都会停下来深深鞠上一躬。网络上，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表示悼念。
是啊，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终生的科学家，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