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钟健诞辰120周年。在纪念活动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说,杨钟健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大丈夫只能向前”——杨钟健的这句诗,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对于杨钟健及其同一时代的科学家来说,诗歌是伴随一生的朋友,他们以诗言志,以诗念人,以诗抒怀。到了今天,这些诗作又成为一种历史记录。通过诗歌,我们得以看到这个群体更加丰满的形象。章诗依的《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写的就是这个群体的诗与人生。
胡先骕的名单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中故事的写作,是从章诗依偶然发现的一份名单开始的。
四五年前,在读《吴宓日记》时,章诗依看到了胡先骕的故事。胡先骕192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常常给吴宓寄诗,虽然除了以游览为主题的诗之外,吴宓对他的诗作评价并不高,但这些诗却引起了章诗依的兴趣。
学历史出身、在新华社任职的章诗依,一直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学家感兴趣,又因为自己爱读诗写诗,所以看到科学家作的诗眼前一亮。《吴宓日记》之后,章诗依便刻意寻找关于胡先骕的书来读,包括《胡先骕文存》《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
读的书越多,章诗依脑中关于胡先骕的形象就越丰满。“以前我们对胡先骕的印象比较刻板,觉得他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分子,其实这种了解很肤浅。”通过这些书,章诗依发现,胡先骕不仅是位了不起的植物学家,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这些思想从他的《甲申三百年祭》等诗作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后来在《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中,章诗依发现了一份名单。在1965年寄给词学大师龙榆生的一封信中,胡先骕顺手列举了一批旧学功底深厚的科学家的名字,包括秉志、任鸿隽、杨钟健、翁文灏、欧阳翥等。“这份名单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以前只看过苏步青、华罗庚写的诗,没想到科学家中能诗者的队伍这么盛大。”于是,以这份名单为最初的“路线图”,章诗依开始找寻这些理工学人的诗集,并开始写作这些诗与人生的故事。
这些文章陆续在腾讯《大家》栏目和《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后来才集结成书。书中以诗为入口,书写了晚清民国时期23位理工学人的故事。对于这些人物的选择,章诗依有两条标准,一是这些理工学人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全书23人,除吴寿彭外都符合这一标准。“因为我认为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仍能诚挚于故国的传统文化,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章诗依说,“二是他们习惯用诗来记录生活、表达感情,而不是偶然为之。只有将诗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人,才有作为诗人去观察的价值。全书23人,诗艺虽有高下,但在符合这两条标准上没有分别。”
诗是一种隐蔽的表达
虽然章诗依也会在书中评论这些理工学人作诗水平的高低,比如在他看来,全书23位人物要数欧阳翥、石声汉、唐稚松旧体诗造诣最高,但正如书名中的“诗与世”一样,他并不满足于从文学角度探讨这些诗作的艺术水平,而是想把诗作为了解这个群体的一种特殊的渠道。
这些诗中有表达政治思想的,如胡先骕的《甲申三百年祭》;有记录历史的,如王绶琯的牛棚诗;有表达家国情怀的,如唐稚松的《金门公园远怀》;有记录科研工作的,如胡秀英的打油诗;也有表达个人感情的,如顾兆勋的悼亡诗。
顾兆勋是章诗依通过黄万里的文集了解到的。在这23位人物中,顾兆勋能找到的资料最少,其大多数诗作也都平平,但怀念亡妻的那几首诗却深深地打动了章诗依。
顾兆勋的妻子陈玉文在两人结婚七年后就早逝了,留下三个幼子。顾兆勋终生没有从对妻子的怀念中摆脱出来,他将绵绵情思写入诗中。“文革”前,他就曾写过数十首七律,咏怀爱妻,记述往日共同生活的点滴,写出“流水高山思古调,清风明月做吾媒。何堪日日相思苦,欲效张郎学画眉”这样美好的诗句。后来这些诗毁于十年浩劫中。“文革”后,顾兆勋根据记忆逐渐补齐亡佚的诗作,同时又新写数首。顾兆勋的诗集名为《玫轩吟草》,玫轩是他对爱妻的称呼。在上世纪80年代,顾兆勋还写出“消磨岁月生如死,犹忆音容死若生”这样哀伤入骨的诗句,令人读后不胜唏嘘。
“对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诗还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表达方式。”章诗依说,这些人一生历经家国巨变,尤其在一些特殊时期,那些不能公开表达的想法,往往会通过诗作比较隐晦地表达出来。
比如,1957年8月,在赴郑州开省人大会议途中,动物学家秉志写了一首七律,其中写到“蝉鸣八月空林里,瞬遇清霜一霎收”一句。“‘蝉鸣’在典故中指处士横议,在这首诗中应该是隐喻大鸣大放时知识分子们的忘情议政。”章诗依解释说,“中州八月,正当炎夏,‘清霜’显然不是指自然现象中的物事。诗中表达的,是以埋首学术的方式来避世却不得的惴惴之情,或许也含有对自己的警惕之意,让自己管住嘴巴。”
一个时代的印记
章诗依享受着为了写作本书而发现人物、寻找资料直至动笔写作的过程。他对黄万里的经历和思想一直抱有兴趣,为此颇花费了一段时间去了解。“黄万里去世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集,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集资给他出版了一本《黄万里文集》,只印了500册,我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这本文集就有他的诗词集《治水吟草》。”章诗依说,有些人物的资料寻找则要靠运气。“比如陈士骅的公开资料就非常少。我是在旧书市场淘到一本1956年知识分子的检讨学习材料,在里面看到他检讨自己反对大学院校合并的原因,从而对他有所了解的。”
胡秀英是书中仅有的两位女性科学家之一,章诗依找到这位植物学家的诗集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我派驻香港的时候,在离住地很近的地方有个名叫‘溢记’的二手书店,整个书店的面积只有两平方米的样子。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溢记’转一转,偶然一天在书架上看到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胡秀英的文集。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的一本纪念文集。我原来就知道胡秀英喜欢用打油诗记事,碰巧在这本书后看到了打油诗,就立刻买了下来。”章诗依说,为了庆祝这个“巧遇”,他还应景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来表达喜悦的心情——春光明媚高阳照,上完大夜写完稿。迷你书店淘奇书,八方云集啖水饺。久觅之书惊邂逅,心儿狂喜似奔鸟。飘飘欲仙大街行,如此书缘真奇妙。“油虽不佳,但确实是心情的写照。”章诗依笑着说。
章诗依说,写作这本书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教益与享受,这远远超过文字本身。“对每一个人的了解和写作都是备受启迪和熏陶的过程。我为我国曾产生如此多的优秀人物备感骄傲。”章诗依说,但令他遗憾的是,书中不少人物都不被大众知晓。这也成了他写作《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的动力。“其实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并不久远。”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在书评中说,书中这批理工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没有丢弃传统。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理工学人”出现,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理工学人”身上,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抱有足够的自信。
在章诗依看来,书中展现的这个群体的出现,确实不是偶然,“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时代印记”。但要说这个群体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他却并不认同。“未来如果对诗教更加重视,这个传统或许可以恢复。”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章诗依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