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雾霾问题已经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如果以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量衡量，要达到目前美国、欧盟水平，我国京津冀等地区煤炭消费总量要削减90%以上。“在新形势下，我国传统能源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变革的关键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表示，破解能源可持续发展难题必须加快推进能源革命。

2013年5月，中国工程院启动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组织近40位院士和300余名专家开展了为期两年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能源革命的技术路线图。

提质增效是能源行业最大压力

能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7.5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30倍，能源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不过，能源生产、消费全过程直接或间接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煤炭开发为例，其引发的地表沉陷、水资源流失、固体废弃物堆存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我国每年因煤炭开采造成的土地占压和沉陷超过4万公顷，破坏地下水资源约80亿吨。

“长期依赖粗放型能源发展方式，不仅造成我国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低下的重要因素。”谢克昌认为，能源革命是实现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对能源革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能源资源禀赋较差，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能源行业面临提质增效压力。

中国煤炭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峰坦言，虽然我国整体已经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但还有很多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和前期发展阶段，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

因此，谢克昌提出，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优先、效率至上、市场主导、安全持续”的能源发展理念。“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统筹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培育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能源发展模式。”

精细管理和控制是关键

很显然，在生态保护和能源安全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已不具备以高人均能耗和高单位GDP能耗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条件。

为此，谢克昌提出，尽快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增长“脱钩”，跨越式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坚决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总量。

“能源消费革命实际上要求的是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的精细管理和控制，提高用能效率和效益，尽量避免不合理的能源消费。”谢克昌表示，能源消费革命的关键在于转变用能理念和管理方式。

这就要求以创新来驱动发展。“寻求以技术和管理的重大创新来换取经济增长和服务水平提高，以总能耗作为约束条件，以经济增长、提高服务水平作为目标函数，实现更为节能的发展。”谢克昌说。

事实上，过去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和需求导向为主的能源供应模式，导致我国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急剧扩大。

“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总体上粗放、低效、污染、欠安全，需要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洁净、多元、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供给体系。”谢克昌建议，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三步走建立现代能源体系

当前，世界能源形势复杂多变，新的能源技术正在加速孕育、新的能源版图正在加速调整、新的能源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国内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正酣。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认为，构建前瞻性的能源战略体系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系统迫在眉睫。

谢克昌表示，力争用20-30年时间构建起“需求合理化、开发绿色化、供应多元化、调配智能化、利用高效化”的新型能源体系。

具体分“三步走”：2020年前为能源结构优化期，力争2020年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达6:2.5:1.5；2020年到2030年间为能源领域变革期，力争2030年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达5:3:2；2030年到2050年为能源革命定型期，力争2050年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达4:3:3。

“能源革命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要有革命性的重大措施，能源革命必须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科学对待、穿透未来。”谢克昌说，“农村能源问题是能源革命的重要组成，西部能源在国家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此，在“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一期项目的基础上，中国工程院又启动了以农村能源革命和西部能源发展为重点的二期咨询研究，旨在全面实现我国能源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我国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