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山种薯科研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移栽培育好的脱毒红薯苗。
2015年9月7日,赵茂林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那天他来到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看见田里红薯泛黄发红的叶片,远看就像着火一样,赵茂林眼睛一亮:有了!
“火烧秧是红薯感染了病毒,地里的红薯几乎全军覆没。”赵茂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红薯育苗采用无性繁殖,一旦染上病毒会代代相传,逐年累积,造成红薯严重减产甚至绝产的情况。
赵茂林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奈曼旗挂职副旗长。他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组织培养发展脱毒红薯苗,而这正是自己的长项。
来青龙山之前,赵茂林已经考察了9个乡镇,在青龙山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点。
进山的日子
接下来的日子,赵茂林一头扎进了山里,一待就是两年,今年他又向单位申请延长两年。
青龙山在奈曼旗的最南端,靠近辽宁,距离旗中心还有一小时车程。“怎么窝在这里就不出去了?是不是在北京犯了错误躲来的?”奈曼旗委书记张华开玩笑地问。
赵茂林还真是带着任务来的。2015年7月,他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外派挂职,目的是通过院地合作把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在贫困地区转化推广。
“来这里是院地合作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家发展的大形势,我自己也想实实在在干点事,一举三得。”赵茂林说。
2015年8月18日到达奈曼之后,赵茂林心急如焚,20天之内考察了10个乡镇。“当时发现奈曼种植业结构单一,从北到南几乎全是玉米,多数没有水浇条件,2015年是一个旱年,玉米长得根本不成形。”
而红薯相对来说需水量小得多。他算了一笔账,由于近几年玉米价格较低,按照当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玉米农民只有200元纯收入,这也是当时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之一;如果改种红薯,每亩能有上千元纯收入。
“如果把红薯打成淀粉做成粉条价值更高。”赵茂林了解到,红薯粉条是青龙山镇特色食品,由于一煮即熟、久煮不烂很受市场欢迎,奈曼旗曾用十年时间想扩大产量、发展产业,均未成功,其瓶颈是需要从外省引进脱毒红薯苗。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茂林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我告诉旗里这事我能干,通过组织培养快速繁育出大量脱毒红薯亩。所以那天我印象深刻,终于找到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意外的收获
实际上赵茂林并不是研究红薯的,他的研究主项是小麦。但是,从硕士阶段就接触的组织培养方法正是青龙山需要的。
所谓组织培养是指从植物体分离出符合需要的组织,通过无菌操作,在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培养,以获得再生的完整植株的技术。
赵茂林利用病毒在植物体内分布不均匀的特性,选取茎尖位置0.5毫米以内不含病毒的生长点放到组织液中,通过快繁技术,两三个月即可长成脱毒苗;数量一个月扩大4倍,6个月就能从一棵种苗培养出4096棵,相当于一亩地所需数量。
不过,传统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验室过程,才能保证完全脱毒和无感染,耗时费力,不可能大规模推广到实际应用中。
赵茂林创新性地通过在组织液中加入抑菌剂打破了这个限制,免除了外植体消毒杀菌过程,大大提高了茎尖接种效率,低成本地实现了扦插快繁的开放接种。
如今,青龙山建成了通辽市首个生物技术基地——奈曼旗青龙山种薯科研繁育中心,记者在这里看到,经过短期培训上岗的工作人员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这个方法后来我回北京的实验室演示给大家看,他们都吓了一跳。”赵茂林颇为得意。
就这样,带着专业知识来到奈曼旗的赵茂林,在实际中开发的方法今后还能回到实验室大展拳脚。
“这真是一个从实践中来的意外之喜。”赵茂林说。
可期的未来
就这样,仅仅3个月时间,繁育中心就获得了1000株脱毒红薯苗进入大田生产。去年9月底收获8个嘎查村的脱病毒原原种薯,其中6个村的结薯产量都高达每亩2500公斤以上,比非脱毒普通苗每亩1500公斤增产67%。单个红薯的最高纪录长到了3斤半。
赵茂林指出,红薯减产的根源是病毒作祟,他认为,病毒抑制剂的效果并不好,而组织培养是最好的方法。
“我是一路由科学基金培养起来的。”赵茂林告诉记者,自己从科研生涯的初始就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才有了今天的科技成果。
今年,青龙山计划种植3万亩脱毒红薯,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
同时,青龙山镇引进了一家加工企业接管脱毒秧苗繁育基地,提供脱毒红薯秧苗让农牧民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栽种;同时流转近1000亩土地,将打造甘薯科技加工园区,建设大型红薯淀粉、粉条、全粉生产线,保障回收贫困户红薯进行深加工。
“红薯量大了就有保鲜的问题,如今有了加工企业,老百姓就有保障了,不管收了多少红薯都有去处,保证当地贫困户首先脱贫。”赵茂林说,下一步,计划将脱毒红薯的种植规模稳定在10万亩左右,奈曼旗一直想打造的红薯淀粉—粉条产业曙光初现。
本版采访撰文/陈欢欢
《中国科学报》 (2017-05-22 第5版 创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