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日前，杨振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经带了有六七十个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关注和讨论，话题从一名博导到底应该带多少博士生，延伸到优质博士生流失、我国高校成为欧美博士培养基地等。

其实，此前就曾有新闻曝出，国内某高校的一名博导最多同时带了47名博士生。虽然这可能只是极少数情况，但它背后所透露出的培养质量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带多带少因人而异

对于一名博导到底应该带多少博士生的问题，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量，要根据学科的差异、研究方向的不同以及导师对学生要求的标准不同来具体分析。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教育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因此在经验上还处于摸索阶段，一直以来也在向欧美名牌院校学习，一名博导所带的博士生数量也如此。”佟家栋表示。

“比如基础学科，它更多的是研究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要求的标准更严格，要带出一个像样的博士生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更长，所以导师带的学生相对少一点。”佟家栋说，应用学科则不同，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更强调技术发明、应用以及思路，更强调团队化，要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团队，所以导师带的学生相对多一些。

虽然认为一名博导应该带的博士生数要具体分析，但佟家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南开大学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一名博导三到四年内所带的在读博士生总数不能超过12个。“我们做了十几年的统计，综合博导的精力、成绩等，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也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性分析。”他说。

那么，带的博士生少，培养质量就一定会好吗？中科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生李源告诉记者，他的导师现在只带了5名博士生，虽然这在所有博导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了，但他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更多的能力提升。“我们导师更强调让学生帮他做课题，对我们今后的科研和就业关心很少。比如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提供了几个方向，虽然是跟我商量之后确定的，但那并不是他擅长的研究领域”。

对此，电子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许文波认为，不管带多少博士生，首先博导要先有好的题目和擅长的研究方向，否则就不要轻易接受博士生。“如果没有合适方向，即使是非常看好的学生，我也会推荐给其他做得比较好的导师”。

可以说，人们关注一名博导到底带多少博士生，其实关心的并不是具体人数，而是培养质量。

走出去与本土培养

说起博士生培养质量，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方高校。“客观地说，我们的博士生培养实力，跟国外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这是应该承认的。”佟家栋说。

曾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许文波对于这种差距有过非常直接的感触：“不管是在学术氛围还是师生关系等方面，国内高校的确没有国外做得好。就大环境而言，国外的环境比国内要更利于研究发展和学生求学。”所以，遇到好的学术苗子时，他一般都会建议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到国外深造学习。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也确实在逐年递增。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了54.45万，其中，攻读本科以上学历的占66.07%。另外，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九校联盟公布的《2016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9所高校的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基本都超过了10%，甚至有的将近30%。

佟家栋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大家的选择日益多元化，不管是在国内读书还是出国深造，都是很自然的事。

“但在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因为在一些学科上并不是绝对的，比如研究中国铁路和中国的地理构造、地质构造，研究中国的经济等，到国外能行吗？”他说，有些学科，特别是致力于中国地理、经济、历史、人文等方面的研究，可能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更有助于出成果、出成绩。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不少人选择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国内顶尖高校的优秀学子，但更多想继续深造的人还是留在了国内。而对于这些学生，国内高校也并非照单全收。以南开大学为例，据统计，65%至70%的博士生是来自“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的。

“并不是说学校头衔就能代表学生的品质，但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所招的学生排在国内高校所培养的学生的前列。”佟家栋说，国内高校也可以招到很多一流学生，即使招不到也不能降格以求，“这是为了确保培养质量而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

那么，仅仅把好招生这一入口关就够了吗？

提升培养质量之策

在去年年底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所谓的“一流人才”，自然也包括博士生。

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双一流”建设道路上，如何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也是高校应该思考的一大问题。

佟家栋认为，长久以来，我国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摸索出来的有益做法要继续坚持，比如“联合培养”与“淘汰制”。

早在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就提出了与国外联合培养的模式，即在国内学完基础课程，在国外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仪器设备、科研条件完成部分或全部博士论文，然后回国答辩申请学位。

据介绍，这种联合培养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强强联合。比如南开大学，在国外选择实力相近、水平相当的大学进行全面合作，联合培养博士生，这样有助于实现内外沟通，尽快在某些领域赶上国外的培养质量。另外一种类型是针对一般大学而言的，它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特色学科与国外高校合作，因为联合培养更多的是学习国外的培养模式，联合培养的过程也是向国外学习的过程。

“其实，这两种类型也正适应了国家的‘双一流’建设。”佟家栋解释道，全面联合培养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优势特色学科联合培养促进一流学科建设。

对于淘汰制，早在2006年，南开大学的28名博士生就因攻读学位时间超过九年而被淘汰，打破了我国博士生“零淘汰率”。之后，博士生淘汰制陆续为其他高校所采用。

“我们做过统计分析，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四年以内毕业的大约占75%，五年以内毕业的大约占90%到95%，六年还不能毕业的最多也不超过5%。”佟家栋说，如果一个博士生六年还不能毕业，不是能力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就要被淘汰了，这是解决出口问题。“因为我们每位博导所带的博士生数是有限的，不淘汰就要占指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浪费了资源”。

在佟家栋看来，其他诸如建立导师见面制度、开题报告制度与鼓励硕博连读、通过不同方式吸引更优质的学生等措施，都不失为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有益尝试。

关键在于改变理念

而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除了上述具有操作性的举措之外，更应该在教育理念上作改变。

“我们国家整体是功利化教育导向。”熊丙奇说，国内培养博士生时特别强调规模，有的学校觉得有博士点，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就成了他们办学的一个标准。“这几年，博士生规模膨胀得特别大，导致其中充满了很多泡沫”。

熊丙奇觉得，我国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也存在问题。“在欧美国家，一名博士毕业后只要当了助教就是博导，这不是一个头衔，只是一个职务。”他说，但在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博导这个头衔比教授还要高明。

“这几年，虽然有的学校在推进博导制度改革，允许讲师、副教授当博导，但总体而言，在很多高校，博导还是被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头衔，这也是行政化管理的结果。”熊丙奇指出，这并没有顺应当前的博士生教育规律，而是导致有的博导可以招很多学生，而有的博导，比如刚毕业的只能“挂羊头卖狗肉”。

此外，漠视中国本身博士教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国内大学包括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都存在这一问题，它们非常强调应聘者的海外留学经历，如果是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生可能还会被高看一等，这就有点自己看不起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意味”。

“归根结底，在博士生培养中，我国整体在乎规模而非质量，在乎头衔而非规律。”熊丙奇说，这才是博士生培养质量难以全面提升的根源所在。

“现在的办学问题是行政治校问题，严重的行政化导致了学校办学的功利化，进而导致教育充满了泡沫，而我国的用人制度和评价制度也都与自身的人才培养制度相违背。”熊丙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关键在于改变现行的教育理念，适当控制博士生规模，建立起符合规律的博导制度，真正选择有能力的人当博导，同时还要强调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