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话题：双一流

2015年底，我国提出“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今年春节期间，“双一流”的具体实施办法正式出台。无疑，“双一流”已成为近两年高等教育领域人们最关注的话题。

那么，在代表、委员们的眼中，“双一流”战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执行好这一战略又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

更多空间 更多口径

《中国科学报》：今年春节期间出台的“双一流”实施办法，可以从中读出哪些信息？

高岭：实施办法没有体现太多的细节，更多是宏观的定性描述。这就给了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更大的自由空间，能够使各校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需求，发挥各自优势特色，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也体现了在整个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主管部门不再像过去一样，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这也使得学校和管理部门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有精力和空间加强其自身的内涵建设。

《中国科学报》：“双一流”与过去实施过的很多工程相比有什么突破？

钱锋：过去曾实施过的很多工程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用同一个口径衡量所有高校，而“双一流”建设在这方面有一定突破。该计划打破身份固化，实行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机制。此外，对比之前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的覆盖面更广，尤其是一流学科建设，可能会覆盖一些非重点高校，这对于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提升我国高校的整体实力有重要意义。

“人事权”“财权”包干制探索

《中国科学报》：在“双一流”建设中，将逐步落实建设高校自主权。你认为目前最需要落实的自主权是什么？

钱锋：我个人比较关心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审批权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根据国际惯例，国家不能监管某个博士点的审批与否，这一权力应该下放到大学。但在我国，完全的权力下放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

陈保善：我认为首先落实的应该是人事权和财权，现在高校引进人才还需要上报到上级人事部门，而批准程序常常要拖很久，即使批准下来，怎样“发工资”也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能够进行一些类似于“包干制”的探索，将一段时间内高校的人事指标和财政指标下放给高校，让其灵活掌握，再辅以一定的考核监督机制，将会给高校的发展带来更大空间。

《中国科学报》：“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得失能够给“双一流”建设带来何种启示？

高岭：在我看来，曾经的“两大工程”更强调向欧美教育发达国家看齐。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指标体系也主要参考欧美的评价标准。但“双一流”建设强调的是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要更加强调自己的水平和特色。这就要求我们要同步发展自己的评价标准体系，并强调该体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陈保善：我觉得最大启示是要杜绝“一评定终身”。太长时间不调整，会导致学校发展动力不足，而长时间对固定学校进行投入，很容易造成新一轮 “马太效应”。唯有创造一种可上可下的机制体制，才能鼓励各层级、各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展开竞争，激发活力。

人才培养需注重“家国情怀”

《中国科学报》：具体到每一个高校，在实施“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走出特色？

高岭：不同学校对自身有着不同的定位，其发展目标不同，自身存在的短板也不同。因此，对于高校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自身的目标和国家需求进行有效的对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寻找自己的优势，并在“补短板”的过程中，形成在某一个领域的特色。

钱锋：高校首先应该对何为“一流学科”有一个明确定位，因为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

在我看来，所谓“一流学科”要么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围绕科学前沿能够与国际一流水平比肩；要么就要植根大地，能够为国民经济的重大需求作出自己突出的贡献，正如习总书记所言，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这对于一流学科的建设同样重要。

《中国科学报》：作为高校中心工作的人才培养工作又该如何配合？

高岭：不管是否进入“双一流”，人才培养都是高校必须坚持的中心工作。在这方面，一些高校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将学生的课程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割裂开了。应该坚持把“教书”和“育人”融为一个整体，在学习的过程中落实对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培养。我们要真正从社会需要出发，从学生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出发，把分散的教学活动变成一个完整有效的教学体系。

陈保善：总的感觉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高校学生整体的人文素养呈现下降趋势。这尤其要求我们在“双一流”建设中，着力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可度和责任感。毕竟“双一流”建设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更高，而越是高质量人才，越是对国家发展和建设贡献度更大的人才，其自身的国家民族认同感就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