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套装7册），吴国盛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本报记者 温新红

“达尔文的显微镜（约1846年于伦敦制造），他于1847年花了36英镑购买，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数千英镑，是一笔巨款。”

“1829年斯蒂芬逊制造的‘火箭号’火车复制品，观众可通过按钮驱动火车头的活塞运动起来，可以观察蒸汽机如何驱动车轮运转。”

……

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以往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同，“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读起来很轻松，大图片，配上简短的文字，有展品背后的科学史，还评点了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这一系列共7册，是吴国盛游历美英澳意法荷比等西方发达国家39座著名科学博物馆后的“成果”。不过，作为一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的游历并非普通的游历，背后暗含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不一样的考察

2014年是吴国盛的博物馆“考察年”。年初在澳大利亚进行了20天的考察，2014年4月起考察英国、欧洲的博物馆，之后又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以及校博物馆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只是吴国盛与多数人参观博物馆时看的“点”不同，他在“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这套书里，可以看到许多过去忽视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展品，通过这些藏品，也能很直观地了解到科技发展的历史。

事实上，国内还没有一套专门介绍欧美等国科学博物馆的书，这套书给读者以视角冲击外，带来的还有头脑上的震撼，因为吴国盛自己首先就被震撼到了——

1575年的太阳系模型、蒸汽机引进之前的船舶模型、组合了转轮点火装置和火绳的手持火炮、18世纪晚期关于葡萄酒发酵的实验装置、1888年四缸四冲程的汽化器引擎、1900年前后的自动织布机，还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生产的望远镜、钟表，早期的电话机、老式飞机，甚至中国古代流行的扶乩，等等。

许多收藏及展览让吴国盛印象深刻，深度考察后，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博物馆的展品加深了我对科学史的理解。正如古人所说：‘纸上得来尽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如果说这些对一位写出《科学的历程》，非常熟稔科学史的学者来说都是震撼，那么无疑，对普通观众来说会是一次绝好的科学史教育机会。

当记者问哪些博物馆令他感到震憾时，吴国盛表示有不少，像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巴黎的法国工艺博物馆、伦敦科学博物馆、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因为他们有无比巨量的科技文物收藏。

其中最令吴国盛兴奋和激动的是伦敦科学博物馆，这家历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的博物馆包括5个分馆，目前有超过30万件藏品，包括现存最古老的蒸汽火车头普芬比利号火车头、第一台喷气引擎、巴比奇的差分机和万年钟等。丰富的藏品，以及它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结合的综合布展理念，“正合我心目中的科学博物馆的形象”。

漏掉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虽然科学史家本是天然地关注科学史博物馆，但在此前吴国盛并没有过多了解、思考科学博物馆，经过这三年走访了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他谦虚地表示，现在“有一些心得体会”。

博物馆这一概念来自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也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所以，当下要研究中国的科学博物馆问题，必须先正本清源，回到西方的语境之中，考察它的历史由来和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科学中心三种类型，其中自然博物馆主要收藏“动、植、矿”等自然标本，科学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工业产品等人工制品，科学中心则基本上是零收藏，主要展出互动体验型展品。狭义的科学博物馆一般指科学工业博物馆。

“我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可能完全漏掉了综合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吴国盛说。

目前中国的科技类博物馆以及场馆，一般只有自然博物馆和科技馆，相当于西方国家科学博物馆中的第一类和第三类。

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各类博物馆超过4500家，自然科学类近200家，科技馆100多家。这些科技类博物馆多是专题性的、专业的博物馆，缺乏综合性的科学博物馆。

相对于国外的博物馆，中国各类博物馆中的科技元素也是比较缺乏的。“像美国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科技史的内容，而我国历史博物馆显然没有这么多，尤其是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科学的地位表现得很不够。”

吴国盛认为，一百多年来，因为科技的引进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博物馆应该展示这种变化。

三类科学博物馆其实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就是说这三类博物馆可以同时存在，而且是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渗透。

中国之所以会“跳过”第二类，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可能使我们忽视科学技术的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过于单纯关注它的技术维度。

因此，关注“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是中国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走向科学博物馆，回归科技馆的博物馆本性，是未来中国科技馆事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思路。

建设中国的科学博物馆

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瓦特工作间是从原址整体移来的，“非常震撼，瓦特的那些展品让我们这些观众深深感受到孤胆英雄是怎么撬动世界历史的。不在博物馆里，不面对这些实物，是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情感的。”吴国盛对此很有感触。

反观国内，却缺少这样一种以实物为主的科学博物馆。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经验教训和辉煌成就，未能通过博物馆这种形式予以表现，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在吴国盛看来，中国并不缺乏资源，如明末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仪器设备，显微镜、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地图等，还有像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的开矿山、修铁路等，将这些展览摆出来，也会相当震撼的。

因此，吴国盛表示，“当我进入科学博物馆领域的时候，痛感需要对科学博物馆事业正本清源，否则尽管有国家雄厚财力的支持，也不一定能把科学博物馆事业做好。”

毋庸置疑，中国的科技馆建设目前主要是科学中心模式，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互动体验型展品对于在青少年中开展科学教育也是很好的场所。只不过，缺少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这个环节，显然是不够的。

基于中国的广义科学博物馆事业缺失了狭义的科学博物馆这个环节的看法，吴国盛呼吁，“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和深厚历史传统的大国，必须有主要由历史收藏和科技文物来支撑的科学博物馆，应该有体现自己厚重科技发展历史的科学博物馆。”

吴国盛目前正在筹划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国际科学史界近几十年越来越强调仪器设备以及实验技术对于科学的影响，因此，也越来越关注科技博物馆。西方大学的科学史系通常承担着维护科学博物馆的任务，比如哈佛科学史系同时管理着历史性的科学仪器陈列馆，剑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剑桥科学史博物馆联体运作”。

而现在吴国盛的目标也是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与清华科学博物馆联体运作，“清华科学博馆将会建成真正的科学博物馆，以历史收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