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我国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做了系统谋划和前瞻布局。《规划》指出，要开展依托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基础科学前沿研究，围绕已发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等任务，在暗物质、量子力学完备性、空间物理、黑洞、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方面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突破。

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间科学卫星系列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当中。那么，这一举措会为中国空间科学带来怎样的改变？

“基础前沿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也是装备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吴季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遗憾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仅是现代科学知识的使用国，而非生产国。由中国人在基础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引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已上升为新的国家需求，且越发迫切。”

按照研究形式划分，基础科学可分为自由探索形式的基础研究，以及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而后者由于拥有国家组织的优势力量、依赖团队和大科学平台，成功几率不断提高，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

“定向基础研究又分为上天、入地两大平台，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我们国家已经有一些投入，如加速器、中微子实验站等。”吴季说，“但天上的空间科学卫星及空间实验平台，国家投入还相对薄弱。”

实际上，作为国家重大需求，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都在空间科学领域做了重点布局，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就将空间科学纳入到国家航天事业的“大盘子”里，对科学和技术带来了很强的带动作用。1957年以来，已有几十位空间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已有40多年时间，现在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卫星发射大国，但专门的空间科学卫星却仍然很少。直到2015年底，在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支持下，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才成功发射升空，之后，中科院又接连发射了“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

接连发射的三颗科学卫星令国人振奋，但在吴季看来，在国家规划层面，科学卫星计划的安排还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这几颗卫星都是中科院在‘十二五’初期立项的，今年底发射完最后一颗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后，明年、后年都没有发射任务了。”他坦言，“但是，一个国家的空间科学发展不应是项目形式的，而应该均衡布局，连续发展，每年都应有安排。”

吴季认为，几个卫星任务并行、集中发射的结果，不但给项目总体单位组织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发射场的压力也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单纯按项目形式走，每5年遴选几颗卫星，其余没有评上的在几年内就立不了项，科研人员只能干等着，更不利于学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吴季等人一直在呼吁，将空间科学卫星纳入国家重大专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如2030年）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科学卫星系列计划，连续不断地进行立项、发射，使我国在空间科学探索与发现方面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和技术突破，带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发展，占领战略性科技制高点。

“此外，空间科学领域也非常适合建设国家实验室。”吴季建议，“美国的NASA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实验室，可以每年进行统筹安排，组织项目遴选。同时因为有稳定支持，就可以大胆地布局一些非常超前的研究。”

如今，中国也在空间科学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吴季相信，发展空间科学已经上升为重大的、新的国家需求，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科学在国家科技发展中一定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