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春

《飞越冥王星》

■本报记者 张晶晶

今年，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荣获美国天文学会颁发的2016卡尔·萨根奖，他也是首位华人科学家获此殊荣。

前不久，他又出版了最新科普图书《飞越冥王星》。新书出版之际，《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郑永春，在了解人类如何飞越冥王星的同时，也探寻到了这位青年科学家、科普创作者背后的一些故事。

冥王星，柯伊伯带领头羊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偏偏是冥王星？

郑永春：2015年7月，“新视野”号探测器即将飞越冥王星前夕，受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项目的邀请，让我写一些有关冥王星和“新视野”号探测器的解读文章。就这样，我开始对冥王星从原来的不了解慢慢有了清晰的理解，对“新视野”号任务的立项过程和实施过程有了清楚认识。在中国科学院科普项目、北京市科委科普项目等的支持下，《飞越冥王星》才得以诞生。

《中国科学报》：在创作《飞越冥王星》的过程中，秉持哪些创作原则？

郑永春：首先是坚持资料最新。“新视野”号是第一颗探测冥王星的探测器，在此之前，实际上人类对冥王星的了解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些来自新大陆的第一批资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我会第一时间去关注其发布的新资料，解读这些新的图像和科研论文。

其次是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从1930年汤博首次发现冥王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柯伊伯带首次被观测结果证实，到2006年冥王星被“开除”出太阳系九大行星，再到2016年，“新视野”号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近距离飞越冥王星，传回这个星球最清晰的照片。了解不同时代的科学家在观测冥王星方面的认识和发现，梳理出人类认识未知世界逐步递进的过程。

第三是要传递科学精神。相较传递知识，好的科普图书更重要的是传递科学精神。优秀科普图书一定要传递科学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未知世界。写《飞越冥王星》的目的就是要激发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使他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

第四是要兼具人文情怀。为此，我阅读了很多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故事，人类发现和观测冥王星的故事，以及“新视野”号探测器预研、立项和研制过程中“十年一剑、九死一生”的故事，将这些趣闻轶事用一个个故事呈现出来，让这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物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中国科学报》：一般何时写作？过程顺利吗？

郑永春：我一般都喜欢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作，一个人安静地敲击着键盘，这时的效率非常高。有时候也趁周末的时间把自己关到一个小屋子里面，集中一段时间把提纲、思路理出来，然后完成文章的写作。

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前后经历了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比如在图书的结构上，我更倾向于从科研的角度、历史的发展来编排内容的顺序，而出版社更多考虑如何吸引读者兴趣、实现科普目的。因此，从一开始在图书结构上我们就经过了多次讨论和碰撞，才最终达到了各有兼顾的内容结构。

精品科普图书仍欠缺

《中国科学报》：如何评价国内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环境？

郑永春：科学传播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中小学（低幼）的科学传播人才和课程内容尤为欠缺。天文和太空探索领域的科学传播一直很受欢迎，但供给严重不足。仅有很少的大学和中小学开设了天文课，而且大部分是地理老师在教天文，大多没有经过天文知识方面的训练，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校内天文馆由于人才欠缺而大多没能顺利运行起来。但另一方面，国内为数很少的天文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很多却找不到相应的工作，供给和需求没有对接上。

并且，目前国内的科普舆论氛围还很不好，学术圈并没有很多人愿意做科普，大家仍然以科研项目的经费多寡、学术论文和专利的数量来评价科研人员，科普工作的成绩并非科研业绩的考核指标。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你喜欢的科普作家是谁？

郑永春：卡尔·萨根、阿西莫夫都是非常优秀的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有强烈的向公众传播科学的热情，他们的作品能够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也是很多国内科学家欠缺的地方，非常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也希望像做研究一样，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风格，写出有个性、有特点的科普作品。

《中国科学报》：你尝试过跨界合作吗？效果如何？

郑永春：跨界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双方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经常会出现各说各话，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很难一致。我对跨界合作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

今年4月24日，中国第一个航天日前夕，我和电台主持人、影视制作人员合作，推出了中国航天日三分钟科普动画，在网上的一周点击量达到一百多万次，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我也给科幻作家上过课，发现他们比我更有想象力、脑洞开很大，这与科学家的风格很不一样。科学家作出的结论和推断都很谨慎，对他们把握不准的事情会非常小心。

但事实上，历史上有些著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幻作家。科幻应该是基于现有科技发展水平对未来的合理前瞻，如果毫无科技基础的想象就会变成魔幻。科普、科研和科幻虽然是不同的领域，但三者之间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三者是互通的。

无论是图书、动画、影视，还是科普报告，我觉得科普无需拘泥于形式，要勇敢尝试各种新奇的方式，并且融会贯通——图书写作的时候，文字要具备画面感；影视作品既要好玩有趣，又要有书的深度；科普报告既通俗易懂，又引人思考。

这才是科普的制高点，也是我努力和追求的目标。

青年科学家要勇担科普重任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是做科普的最佳人选吗？

郑永春：青年科学家理应成为科学传播的中坚力量，科普“这口锅”，只能科学家来背。

相比老科学家，青年科学家与科普受众的年龄接近，进行科学传播时有独特优势：一是与受众之间有天然亲和力；二是能敏感捕捉科学热点和最新进展；三是能主动出击进行科普创作，传播形式多样。

青年科学家做科普并不会等记者采访和媒体约稿，而是根据自己对热点的把握，主动创作科普作品，并实现多渠道快速发布，响应媒体和公众期待。青年科学家熟悉各种新媒体手段和表现方式，科普作品形式多样，传播手段比较新颖。

《中国科学报》：获得卡尔·萨根奖之后，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春：我听到很多人说忙，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舍弃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其次，在科普和科研两个工作间切换，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科普是用浅显的方式，把我了解的东西说得有趣，而科研是希望探索前人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差别很大。我很享受这种切换的过程。

获得卡尔·萨根奖只是对我过去进行科学传播努力的认可，只会让我更加努力向公众传播科学。

《中国科学报》：未来还会做哪些尝试？

郑永春： 首先进行太空系列挂图的创作。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小学教室里再挂上另外一张太空地图，标语中也能加上一句话，叫“胸怀宇宙”。我相信，从小看着太空地图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比其他的孩子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更强的人类责任感。

此外，作为“星际探索·从地球出发的太空探索之旅”的系列科普书之一，将继续抓紧创作月球和火星的科普图书，希望在未来一两年陆续出版。

我还承接了一些科普图书的翻译，希望借此了解别的学科领域，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科学家本身也是需要被科普的。学科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每个人了解的专业领域也越来越局限，这时尤其需要跨界人才，能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衔接起来，让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变得容易，我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我相信，人生可以无限地精彩。每个人都要勇敢尝试各种可能，使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当我们垂垂老矣，就可以毫无遗憾地作别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