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13时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7岁。

陆谷孙194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65年从复旦大学外语系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莎士比亚研究和英汉辞典编纂，主编《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著有《余墨集》，译有《幼狮》，撰有《逾越空间和时间的哈姆雷特》等论文40余篇。

陆谷孙从复旦外文系毕业后走上讲台，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被派去编写《英汉大词典》，一编就是40余载春秋冬夏。在欧洲有一种说法，惩罚一个人可以让他去编词典，但编词典却成为陆谷孙最钟爱的事。

自上世纪70年代起，陆谷孙先后参与了《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以及《中华汉英大词典》三代双语词典的编写。其中，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独立研编的最大的一部英汉词典，这部词典跳出了多年来双语词典编纂以外国某一部词典为蓝本的编译套路。1991年两卷出齐，这部词典收录的词条达20万个，词典共有5000页、近2000万字，畅销数十万套。

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朱绩崧现任《英汉大词典》主编，他在微博上写道：“今世原非父子，来生犹是师徒。”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包慧怡曾说，在翻译上对她影响最深的人，“还是陆谷孙老师，以及他最早的那句话，‘不翻满两百万字休谈译事’”。

陆谷孙编词典经常到“走火入魔”的状态，每天看12页校样。晚上下班回家后，他先用白兰地“润滑一下紧绷的神经”，缓过神来继续校对。2014年，古稀之年的陆谷孙在修改《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校样，当时他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觉得“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borrowed time）赛跑”。

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周晔特意翻出自己在569天前发的一条朋友圈，晒的是陆谷孙先生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第三样校对稿的照片，上面有陆先生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周晔说，自己至今还记得陆先生教诲学生的那句名言：“知识分子，精神上应当是贵族，生活方面可以草根一点。”

2015年8月19日，由陆谷孙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在上海书展上举行了首发。在发布会现场，陆谷孙说，编词典就两个标准——“有无和优劣”，想查一个词却在词典里查不到，那读者就对这本词典没信心了。在聊完《中华汉英大词典》之后，陆谷孙教授提到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过去几个月过世的同事，尤其是当时刚刚过世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徐和瑾。陆谷孙当时说：明年不要再请他来书展了，有很多后辈可以肩负重任，“过几天，《中华汉英大词典》还要到北京开会，应该让年轻人去，我应该buy out（让位）了。”

陆谷孙不是躲在家里工作，就是和学生在一起，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他曾说：“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别管我）是我的哲学。”

有人称他为孤独书生，但他不怕独处，并且享受孤独“分泌”和“催化”出的灵感。因此，复旦大学的学生昵称他为“陆老神仙”。2012年，复旦学生自发票选“复旦十大杰出教授”，执教复旦外文学院40余年的陆谷孙排名首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本来还打算过两天去医院看望陆谷孙先生，没想到陆先生走得这么快。蒋昌建回忆，1998年，他申请美国富布赖特项目需要写研究计划，拟好稿子后，直奔外文系系主任办公室，找陆先生帮着改改。陆先生问：“何时要？”蒋昌建回道：“对不起，挺急的。”陆先生当时很忙，蒋昌建以为要等一阵子，不料，陆先生很快就让他去拿已改好的稿子。蒋昌建向陆先生道谢，陆先生轻声嘱咐了一句：“你的英文要好好下一番功夫。”这个细节至今让蒋昌建难以忘怀。

在2010年复旦大学本（专）科毕业典礼上，陆谷孙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提到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当时刚刚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一篇访谈文章让他很有共鸣，“大学不是培训班，不是职业养成所，应该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陆谷孙说，自己非常喜欢大学呈现的东方激进主义的气氛，进大学的学生都是来做智力瑜伽的，而不是成天追求宝马，“其实我内心不是很反对宝马，有一句话叫‘Live and let live’，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无论是骑着自行车还是坐宝马都可以有真心地欢笑，这是最重要的。”

虽然也曾对教育环境有过不满，但陆谷孙选择继续留在复旦任教。尽管妻女已经移民，而他却要留守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不是因为我留下了有什么大钱可以赚，实在是因为我就应该属于这里……你说是家国情怀也好，故园情结也好，总之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一到秋天，秋虫鸣叫，这时故乡的草木风物，那声音颜色光线融合成的氤氲，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有说不出的牵引力，即使远行，也要催着你回来。”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陆谷孙曾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