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会客室里一落座，郑永春博士就拿着新到的一本《太空探索》，介绍起刚发表的文章。他是这本杂志的“常客”，“最多的一次，一期杂志上有7篇文章都是我写的，包揽了‘半壁江山’。”郑永春（
科学网博客）说。
报纸、博客、论坛……到处都能看到他的文章；科技馆、天文馆、图书馆、中小学以及大学课堂……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讲座；他还会参加一些在线交流活动，回答网友提问。
许多人感到好奇：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最简单的话：“有人想知道，我就要讲。”
近日，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今年的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以奖励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卡尔·萨根是著名行星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以其名字命名的卡尔·萨根奖主要授予那些在公众传播方面有杰出贡献者。郑永春成为首获此奖的中国人。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
郑永春原本学的是土壤专业，后来才转向研究行星科学，从事行星地质和环境的研究，还参与了嫦娥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等重大项目。
迈出这一步，看似机缘巧合，其实也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
十几年前，后来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院士，有一次为郑永春等研究生指导论文，并提出，希望这些年轻人未来能从事月球方面的研究。那时候，月球研究还非常冷门，毕业后可能连工作单位都找不到。出于现实考虑，师兄弟们都没有接招，“不怕死”的郑永春却被月球吸引住了。对星空的好奇忽然被唤醒，他从此越陷越深，一头“栽”进了天文界。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如今的郑永春，常常这样感慨着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
或许，他对科普的执着，除了深深的责任感，也源自于这种热爱吧。他把自己看成是探索太阳系道路上的先行者，那些对此有着浓厚兴趣的听众，都是他的同道中人。
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宇宙星空是人类的天然兴趣，有调查显示，“有没有外星人”始终是最热门的科学话题之一。郑永春的天文讲座，自然也很受欢迎。并且，与遥远得无法证实的外星人相比，他所描述的星空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行星科学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再是‘仰望星空’，而是‘登临探测’，直接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带到这些星球上去！”
“从某种程度上讲，《火星救援》并非科幻，人类有望在20年后登上火星。”
这样的句子，往往让听众激动不已。
科研经费来自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很多人对科普都有一个误解，认为那是针对小孩子的玩意儿。一些科研工作者也因此把科普看轻了，总觉得有点“跌份儿”，不如搞研究“高大上”。
在郑永春看来，误解的形成，与当前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只有‘知识传授课’，没有‘科学探索课’，只能通过社会资源来补充。”而社会上的科普资源本已稀缺，优先提供给青少年后，其余项目寥寥无几，难免给人们留下科普只是针对小孩子的印象。
郑永春自己也为此投入了更多的心力，他的讲座，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在校学生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如果不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哪儿来？”
其实，成年人对科普的需求同样巨大。近年来，“科学松鼠会”等团体兴起，博物类书籍成为出版界新宠，各种有关科技的谣言与辟谣信息在朋友圈不断流传……无不证明了这一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对科学的兴趣也是文化需求的一种。”郑永春指出，北京是目前全国科普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算是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其他地区，资源的匮乏还相当严重。
“尤其是西北、西南，很多人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科学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也曾到处巡讲统筹方法。”他说，“科研不应该与社会脱节。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实际上也来源于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认同，阻碍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
投入这么多精力在科普上，会不会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要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一个讲座通常就要耗费半天，更不用说事前准备了。”郑永春只能“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各类场馆的讲座一般是周末，大学通常在晚上。如果是中小学，就需要提前处理完手头的活儿，再赶去学校……”
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由于科普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科研人员普遍缺乏动力。但对于郑永春这类的热心人，这些都不算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从事科普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
“领导也许会觉得是不务正业，同事可能会误会是爱出风头……”郑永春说，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认同，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最大障碍。“我认识不少本来对科普怀有热情的同行，都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了。”郑永春希望这种状况早日改变。当年，卡尔·萨根也曾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最终，他的科普作品风靡全球，影响了数亿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科普是一项公益事业。如果学术界能够形成共识，认可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好在，郑永春发现，科研、科普、科幻三者的界限正在逐渐弥合，这似乎是一个好苗头。
“比如，国外的科学家有时也写科幻小说，霍金的‘突破摄星’科研计划有很大的科幻成分。再比如，《自然》《科学》这样的顶尖学术期刊十分注重传播效果，语言通俗，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因而读者面很广，影响深远。”郑永春认为，科普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地分享知识和方法，“在专业领域以外，科学家其实与大众并无明显区别，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科学家本身也需要阅读科普文章，它们能启迪科研创新和学科交叉。”在他看来，科普与科研从来都不可分割，更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
观念的扭转，需要时日。郑永春相信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也愿意成为推动车轮向前的小小动力。“科学会让中国社会更加理性、平和。社会有需求，我就要去做。”（原标题：国家天文台博士成为卡尔·萨根奖首位获奖的中国人 郑永春，搞科普不“跌份儿”（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