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这些年来，对于食品安全，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总是在不断抱怨，强调生产者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专家的责任。

“我们在强调他人责任时，自己作了哪些努力？我们主动了解过食物生产过程吗？尽可能地避免垃圾食品了吗？积极寻找过安全健康的食品吗？按照合理的价格向生产者买单了吗？”在日前举办的生态农业调研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问题课题组”研究员邢东田如是问。

我国生态产品“叫好不叫座”，销售不畅，生态农业难以进入良性循环，而如果有更多消费者负起责任来，多购买生态产品，就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农业污染威胁健康

根据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以及其他相关调查，我国农业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污染与生活垃圾，成为第一大污染源。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透露，有些区域的情况更糟糕。以前70%是来自工业污染，现在70%是来自农业污染。

另一些数据同样触目惊心：化学合成的新农药越来越多，光中国农业部每年登记的新农药就达到千种以上，面对的却只有20多种害虫。

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90%进入了生态环境，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高强度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过去未构成严重危害的病虫害大量发生。

蒋高明表示，任何农药只能暂时抑制其繁殖，而抗药性是害虫“笑”到最后的法宝。对抗性思维指导下的灭虫战争，只会让害虫越发强大。

“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各种怪病层出不穷，许多成年人的病提前出现在儿童中，如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渴望健康饮食。”衡荣生态农场创办人贺建增表示，吃有机食品，过有机生活，是获得健康的根本保证。

一定不能走美国等西方农业模式

贺建增指出，事实证明，农业的“美国模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它只适合人少地多的国家。以中国的资源，如果农业继续走“美国的现代农业模式”，前景堪忧。

邢东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美国模式”在美国也难以为继。100多年前，美国农业专家在东亚农业考察报告《四千年农夫》中就指出，欧美的化肥农业不可持续。蒋高明表示，美国等西方农业使用农药化肥的道路，注定是越来越昂贵的农业，付出的成本不仅是现金，更是生态和健康。

在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转而学习西方，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包括转基因，造成地力严重下降，突出表现在土壤板结、酸化、有机质下降、重金属污染等，也污染了食物链，城乡居民为此付出沉重健康代价，国家付出高昂的治理成本。

人是第一宝贵的资源，而农业更离不开人的辛勤劳动。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恰好是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那里远离工业污染，适合发展优质农产品。蒋高明认为，如果农产品优质优价，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附加值就会大幅度提升。不与发达国家农场主拼土地数量，就能够变劣势为优势。

优质食品生产对生态环境有严格要求，水、土、空气都不能污染，从源头杜绝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人工合成激素，通过市场作用倒逼化工厂少生产有害化学物质，帮助国家保护生态环境。

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

“我们广大消费者，一定要担当起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对社会的健康负责。结合生态扶贫，多购买生态产品，让生态农业从小众消费走向全社会。”邢东田呼吁。

并且，尽可能地少消费甚至不消费垃圾食品。而消费一次生态产品，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一次，更是对生态农业的一次支持。

蒋高明表示，倒退40年，中国人吃的都是生态健康食品，就是今天发达国家所推崇的有机食品，但如今却不到1%，如果现在全国有一半人吃安全生产的有机产品，对于生态环境就是极大的改变。

“我们要绕开以GDP为衡量的恶性市场，建立人与人相互信任的、以生态安全为本的良性循环市场。”邢东田说。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这样的市场，比如邢东田自己购买食物，大都是从自己考察了解到的安全渠道，“虽然价格高一些，但可以少去医院”。

邢东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对于生态农业，从消费端入手，具有“投入少，见效快，覆盖广，易推行，可持续”等特点，是目前条件下，操作性较强且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

当前有机认证和绿色认证为公司行为，有些甚至是私营企业，他们为了生存就降低标准，其权威性大打折扣，消费者不相信，购买潜力被压制，优质农产品的销路亟待从认证瓶颈上打开。蒋高明建议，要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将有机和绿色认证机构收归国有。

“完全放任市场，客观鼓励了农业环境污染。”蒋高明说，应发挥国家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增加对高端优质农产品的产业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