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不管什么‘制’，书记校长不团结就‘没治’”。不久前，一位著名大学校长的这句话，道出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书记和校长团结的重要性。因为不团结，某高校的书记和校长拍了桌子、互不相让，两个人坐不到一起，竟然导致学校党委常委会长达一年开不成。最终，不但拖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后腿，个人事业也受到影响。

办好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团结一心，不搞内耗，这很重要。但是，把当前的大学治理问题都归结到书记和校长不团结上，这是典型的只看表面问题，而不分析内在实质。表面上看，只要党委书记和校长团结一心，就可化解目前存在于有些高校中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制运行不畅的问题，但这只能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甚至会演变出领导集体腐败的窝案。近年来，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同时涉案的高校不在个别。以此推论，是不是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一人兼任，就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呢？

一些书记、校长认为书记和校长团结就可解决学校治理问题是有前提的，包括校长、书记“互相尊重、注重沟通”“淡泊名利”“一切为了教育”，这样的书记、校长当然好，可是在现实中有些“可遇而不可求”。高校中，书记和校长往往要分出谁是“一把手”“二把手”，在使用手中的行政权时，大家无不希望书记、校长一心为公，可近年来发生的高校领导贪腐案让公众对高校领导的自律、毫不利己已不抱多少幻想。

仅在去年，我国被立案调查的高校领导就达39位。教育部反复强调高校要把好决策关、财务关、基建关、招生关，倡导廉政，可这些“关口”还是接连失守。

强调领导班子团结没有错，但以为团结就能标本兼治，还是人治思路。解决高校的治理问题，关键在于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分清权责，制约行政权力，实行现代治理。

首先，必须明确党委和校长的权责界限，依照《高等教育法》，党委负责学校重要战略决策，校长负责学校行政。但在现实中，权责不分情况比较普遍，有的党委书记也直接介入学科、课程建设。

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类似于企业的董事会和总经理，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总经理负责经营。国外大学的治理通常实行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学校战略决策、预算，选拔新任校长，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我国可借鉴这种方式，党委发挥理事会的决策作用，校长履行学校行政权，不能职权重叠，更不能负责的校长没有权。

其次，改变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目前党委书记和校长都由上级部门任命，校长并不是由校长公选委员会选拔，因此这会带来书记、校长互不买账的问题。每次上级部门都会强调团结，书记和校长也表态团结，但明争暗斗却在不少高校上演。推进校长公开遴选，这是大势所趋。

再次，要保障校长的权力，尤其是提名副校长的提名权。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力，这可让提名副校长对校长负责。但是，在现实中，校长通常没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力，这一权力要么归党委，要么归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就像南方科技大学选拔副校长，明确规定校长提名，但具体操作却是深圳组织部门招聘，再把人选给校长象征性提名。不要说书记和校长在工作中可能不团结，就是副校长和校长闹矛盾的也不在少数。

为何校长不能提名副校长，这就牵涉到行政级别问题。由于高校校长、副校长有副厅级以上行政级别，而且一旦有了级别，就享有相关待遇。因此，对于副校长岗位也是按高级干部管理的。我国近年来一再提到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作，而由于校长、副校长的级别问题，校长的公选、校领导班子的构建都会把干部管理作为重要因素，级别考虑较多，能否办好学校反而变得次要。

另外，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没有理顺，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按照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部门只负责投入与依法监管，学校自主办学，实行专业评价，但政府介入学校办学、评价的现象还很普遍，这对学校内部治理有很大的影响。为应对政府部门的评估、检查，学校也就要设置对应的部门。按照团结就能解决学校内部治理问题，是不是只要政府部门和高校团结，就能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呢？

制度改革是我国大学实行现代治理的关键所在。当然，推进制度改革，包括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选，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会动很多人的奶酪，触及既得利益。因此，诸多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革制度，而是强调个体素质完善，这不是对改革真正负责的态度。须知，良好的制度会抑恶扬善，而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制度会滋生出恶来。

在现代制度中，学校领导对办学完全可以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但意见可充分表达，最终通过民主决策解决，让学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管理，这不是领导不团结，而是现代治理的常态。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