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77年，他为祖国的医疗事业披肝沥胆奋斗了一生；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遗体用作解剖，骨灰撒入大海。2015年4月24日，大师辞世。他的大爱仁心，他的大医精诚，永远留存在他第一个博士后白莉教授的记忆中。

■白莉

记得第一次和黄志强老师见面是在1996年。那年夏天，我从协和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院博士毕业。恰逢解放军总医院设立临床博士后流动站，时任专家组组长的黄志强教授招博士后。黄老在我国肝胆外科界名气很大，对我来说是敬仰已久的医学泰斗，我1986年在第三军医大学读硕士时就早已耳闻。我刚刚博士毕业，能在他的指导下从事肝癌的科研吗？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他很慈祥，微笑着听完了我的情况介绍，轻声地说：“我可以接受你做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尽管我知道后面还有许多“关口”要过，但他的平易谦和如春风拂面，让我放下了思想包袱。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考核答辩后，我成为解放军总医院录取的第一个博士后。

黄老那时已经75岁了，但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年龄，除了到病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埋头学习和钻研。记得他学电脑打字和做多媒体学术课件就是在我进站以后。那种寂寞和甘苦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辞世。那时黄老已经出现耳背，但他不爱戴助听器，我常常走到他身边一会儿才被他发觉。开始我不理解，时间长了我才明白，他是在有意给自己一个寂静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的干扰。

我与他的专业不同，他是肝胆外科，我是肿瘤内科，但他那交叉融合的学术理念和思维十分超前，可以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选定了“炎症促肿瘤发生和发展的研究方向”这一博士后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近两年国际医学界公布“促进肿瘤发生机制的十大因素”，炎症促肿瘤就是其中之一。直到今天，我和我的学生们，仍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着。

我出站后先后到瑞典、美国做了4年访问学者，始终与黄老保持着联系，他一直关心着我的科研进展。我回国后黄老十分高兴，每次见面都要详细地询问我的工作和课题进展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

在临床工作中，每当遇到特殊的疑难病症，我也总想起他，少不了向他请教。还是十几年前，一个外地女患者被多家大医院诊断为“肝硬化”，我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了疑点，但又不知从哪里入手，就找到了黄老。黄老仔细看过资料之后，肯定了我的想法，说有可能是脾脏的恶性肿瘤。病人接受穿刺检查后，确诊为“脾脏恶性血管内皮瘤”，及时做了手术治疗，避免了一次误诊。2010年初，我收治了一位结肠癌术后一个月、肝脏新发异常低密度影的患者，被高度怀疑结肠癌肝转移。我觉得不像，但又说不出理由，就带着患者找到了黄老。在阅片灯箱前，他凝视着患者检查的片子，足足有20多分钟。我注视着黄老，心里在想：您一生都是这样，不问患者贫富，眼里只有病人和要解决的难题；您已近90岁高龄，本应享受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却仍然在为解决患者的疾病痛苦中劳累着……经黄老确认：这个阴影不是肿瘤转移，而是一个外来的异物。他详细向我解释了“肝内生”与“肝外来”的结节影因压力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影像差别。我知道，这已经超出了医学知识的范畴，属于物理力学的知识了。黄老的知识面之宽又一次让我深深领教！走出他的办公室，患者和家属的感激之情难于言表，说“真想跪下给黄院士磕上几个头”。其实，对这样疑难病症的诊断，在黄老从医的路上不知遇到过多少。

和黄老接触这么多年，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不爱说话。他一生风雨，是个有无尽故事的人，可他从来不讲自己的辉煌往事，更不谈深奥的人生哲理和“心灵鸡汤”。他是务实精神极强的人，只有奉献不讲索取。我从他身上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什么是大医精诚……

黄老一生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但他对名利看得十分平淡。他是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我们为他的成就欢欣鼓舞，也为他“迟来的荣誉”愤愤不平。但他却毫无怨言，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去年他的文集出版，他送给我的时候，我提出想请他题一句话，他微笑着想了一会儿，提笔写道：“送给白莉教授（我的第一个博士后）。”他是大我几十岁的长辈和名师大家，却如此尊重后人，人格的魅力给了我深刻影响。有一年，我孩子捧着《黄志强传》请他签字，他一笔一画地写下“业精于勤”，并对眼前这个9岁的顽童以“同志”相称！那一幕十几年了，孩子至今仍记忆犹新、深受感染。

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摘自《医家金鉴》外科学卷里的内容：黄老如此总结自己的从医之路：“我常想起这样一句话：山虽高，没有爬不上的；路虽远，没有走不到的……我常自问，是我的幸运？机遇？聪明？还是我的勤奋？我确信，在不排除其他影响的条件下，是勤奋给我铺平了道路。”

（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