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至三卷以及第四卷第1至3册等卷册，在著者李约瑟的署名之下，还写着“王铃协助”的字样。王铃（1917~1994）是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早期主要助手。

王铃是江苏南通人，1936年从南通中学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1943年李约瑟来到重庆，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从事战时中英科学和教育文化的交流工作，并物色帮助他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助手。1943年6月，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考察史语所等研究机构时，史语所傅斯年所长将王铃推荐给他。抗战胜利的次年，李约瑟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王铃则经李约瑟的推荐和帮助赴剑桥大学留学。1948年李约瑟返回剑桥，王铃则在学习之余，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技史研究，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

也是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准备组织力量进行中国科技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培养科技史研究专门人才。1954年10月，该委员会借历史二所正式办公。为此，中科院开始商调两位著名数学史家李俨（时任陇海铁路副总工程师）和钱宝琮（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到院，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中科院正式邀请王铃回国，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王铃的回音。1955年11月8日，中科院又以竺可桢副院长的名义，邀请王铃在李约瑟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归国。同时，中科院还让在王铃的弟弟、在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均给王铃写信，要他立即回国。

竺可桢、王均等人的信引起了李约瑟的担忧。他担心王铃离开会影响他的中国科技史著述事业。为此，他亲笔给王铃的母亲周企班写了一封中文信（底稿为英文，翻译为中文），其中写道：

“我深知这几年您的渴望，渴望着您儿子的归来。但请让我向您讲述，他现在的工作，为贵国文化发扬祖宗的光荣，我们的书将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民族的崇敬，将增进各国对中国的友谊。这书将译成法、意、日各种文字，翻译的工作已在进行。这一切都说明其重要性远胜王铃回国。

也许您会诧异为什么我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他始终其事。请让我向您解释。这部书包括范围浩如烟海，世无万能博士，我一人孤掌难鸣，今乃有中国史学家与西洋科学家携手，如此理想条件，自然可竟全功。我想您也一定体念到王铃和我合作之重要……我们的合作，将使王铃的名字，流芳百世，誉满全球。这一点任何母亲都不会反对的。”

次日，李约瑟又分别写长信给竺可桢、王均，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整体计划和撰著进展，解释王铃必须留在剑桥的原因，并写信向郭沫若院长求助。李约瑟的努力感动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为了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决定给予王铃副研究员的名义，由中科院支付薪水给王铃，让王铃留在李约瑟身边工作，暂定为期三年。1956年1月20日，竺可桢致信李约瑟，告知其中科院的决定。4月，中科院汇出王铃1956年的工资345英镑，年底中科院又决定给王铃增加津贴254英镑。到1957年初，中科院实际支付了王铃两年的工资和津贴近1200英镑。王铃回忆，他前后共收到中科院给他的薪水2000英镑。中科院支付王铃的工资后，王铃不再需要李约瑟私人支付生活费，缓解了李约瑟经济压力。王铃于1956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合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于1956年出版，第三卷也交付到出版社。此外，中科院还委托李约瑟和王铃为新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购买西文科学史典籍多种。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细琐之故，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在1956年出现了裂痕。1957年春夏之交，王铃决定离开剑桥另谋生路。李约瑟通过中科院领导、王铃在英国的友人等，多方挽留他，还是没有奏效。李约瑟随即请求中科院帮助他在中国物色合适的合作者，但也没有成功。最后，为了帮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鲁桂珍博士放弃了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返剑桥，正式成为李约瑟的合作者。当时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身）成立不久，中科院要求王铃归国加入该室，并为他安排了住处。由于正处于反右高潮时期，王铃对归国颇有顾虑，于是远走澳大利亚，后来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王铃晚年退休后归国定居故乡南通，但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王铃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位合作者。他们的合作成效卓著，两人联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有6册。王铃离开后，李约瑟的中文助手先后有鲁桂珍、何丙郁等人，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进度因此放缓很多。至1995年李约瑟以95岁高龄去世时，全书共出版了16册，至今这一世纪巨著仍未完成。假使王铃没有离去，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间事总难免留有遗憾。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因缘际会，成就非凡，已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