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广立 通讯员 李燕燕

免疫学研究美国全球领先，吴玉章觉得医学上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许多美国有的病咱们中国没有，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免疫学。我们的免疫学要made in China。”

“免疫”一词由拉丁文“immunis”而来，其原意为“免除税收”，也包含“免于疫患”之意。免疫学是研究生物体对抗原物质免疫应答特性及其应用的生物医学科学，是一门典型的带着“十年磨一剑”意味的二级学科。

吴玉章，我国免疫学领域的知名专家，现任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免疫研究所所长。他称自己是“傻教授”，性格里“爱做点不一样的事儿”，他觉得免疫学不能总是跟在美国、欧洲后头，“要做中国人自己的免疫学”。

这句话背后，是他针对“国病”乙肝等重大疾病白手起家带领团队研发“治疗性疫苗”二十余载的故事。

结缘免疫学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地新绿的时代，16岁的吴玉章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和今天许多同龄的军医学子一样，吴玉章满心希望成为一位出色的军医，在无影灯下成就一番作为。然而，大学毕业后作为“尖子生”的吴玉章只能留校去“搞基础研究”。

“军人就得服从组织安排。”吴玉章没能如愿分到老家山东，反而被交换到第三军医大学，到预防医学系搞卫生勤务，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后来被调为流行病学攻读硕士，毕业时，又被组织分配到免疫学教研室，一直到博士毕业。

就这样，吴玉章从一开始不知道免疫学到免疫学博士，终跟免疫学结缘。

从预防医学到基础医学是从“枝干”到“根基”的转变，为了尽快进入免疫学这一新领域，吴玉章先后自学了结构分子生物学、计算机分子模拟、合成化学等10多门相关学科知识，以至于查阅的资料书架都装不下。多姿多彩的免疫学世界渐渐向他敞开了大门。

然而，基础研究总是避免不了清苦与寂寞。每天从教研室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教研室，轻易出不来成果。单调的工作并没有消磨吴玉章的热情，闲不住的他“没事儿爱琢磨”。

一年冬天，吴玉章在医院实习，看到冰冷的液体一滴滴输入病人体内，他就想：天冷人的血管收缩，再输入冰凉的液体，病人会不会很难受？“有个加热器不就好了吗？”吴玉章说，那时候，类似的“点子”可真不少。他常常半夜三更突然一屁股从床上坐起来，找出纸笔把刚刚迸发的想法记下来。

后来，吴玉章接触到“数学模型”这个概念，这个方法当时只是用于对教师工作业绩的评定。他意识到，建立数学模型是把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与数学工具之间联系起来的一座桥梁——或许可以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去解决基础医学的问题。

有了这些基础，吴玉章在一些药物学家采用分子设计的方法研究新药的启发下，大胆地把分子设计理论及技术引入免疫学。

“别人做过的事儿我不想做”

免疫是机体通过对入侵病原体的有效识别，调动免疫系统进行反抗，直至清除病原，维护人体健康。这其中，有效的免疫识别是当代免疫学的核心问题。

“分子设计有没有好的线索或办法？”吴玉章想到，如果能够在免疫学搞“设计”的话，就可以创造出“治疗性疫苗”，特异性地治疗某种疾病或将变为现实。

疫苗不是用来预防疾病的吗？“治疗性疫苗”是干什么用的？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这个疑问，吴玉章坦言，从决心做到现在，已经许多人都曾质疑他：疫苗有治疗性的吗？

“其实疫苗的本义是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一个免疫应答机制。待病原体真正入侵时，就会有又高又快又强的反应，这就是免疫记忆。有的终身记忆，有的不是。好的疫苗能终身记忆，这样很多病就能被消灭。”

吴玉章瞄准了“国病”乙肝。那个年代，很多人因乙肝退学、退伍，就业受歧视，“提干”受阻。有些发展成肝硬化、肝癌，还会损失很多劳动力。“乙肝已经不单是医学问题了，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那时已经引进有预防性的乙肝疫苗，但是有人已经得了乙肝怎么办？这是他想用免疫学回答的问题。

实际上，“治疗性疫苗”比预防性疫苗难度更大：预防性疫苗意在唤醒健康人的免疫应答，“治疗性疫苗”面对的则是已经被病原体搅乱的免疫系统，进行免疫干预。

这种想法还没有人实践过，但吴玉章的判断是行得通的：“用特异性治疗方法，能不能提高抗病毒能力、清除掉病毒？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大部分感染了乙肝病毒的人会痊愈，而不是变成慢性肝炎等疾病，过敏、类风湿等疾病则明显是免疫太‘强’，导致了疾病发生，这说明免疫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我对这个有信心。”

然而，吴玉章的“异想天开”起初并没有得到国内免疫学界的认同，他的新想法招来的大多是质疑，许多人认为他这是“瞎折腾”。

性格决定命运。“做国际前沿、热点，站在风口上，是一种研究风格。但是我不这么想，别人做过的事儿我不想做。”免疫学研究美国全球领先，吴玉章觉得医学上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许多美国有的病咱们中国没有，中国有的美国没有”。

免疫学上搞分子设计，属于新的领域，从理论到付诸实践，吴玉章能预见到过程的艰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以发很多文章；把一个问题一直攻下来是比较‘傻’的，我就是这种。”

吴玉章的想法很单纯：“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免疫学。我们的免疫学要made in China。”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他自嘲称这种想法是“本事不大，志向不小”。

白手起家做医学“B2B”

吴玉章心里明白，只要做成一种“治疗性疫苗”，很多目前还没有治疗办法的“慢病”就可以用这个策略去尝试，包括认知性疾病、自身免疫病甚至代谢性疾病等。问题是，得先在一个模型上证明。

在当时几乎没人看好的情况下，吴玉章依然选择了继续往前做。

徒手建实验室，吴玉章经历了三次。每一次他都记忆犹新。中间一次学校给他7间空房子，说“你去建实验室吧”。他一看，真是7间空房子：别说设备，基本的实验台都没有。自己画实验台图纸、装书架、装水龙头、刷墙……整个儿成了装修工。那时，整个沙坪坝哪个五金店的钉子最便宜、质量最好，他都门儿清。

吴玉章门儿清的可不只是五金店。为了解决前进中的一个个拦路虎，很多制药技术、制药设备，也几乎被他和同事们用到了极致。

从临床上找问题、找线索，拿到实验室去做实验，然后再回到临床解决问题，吴玉章管这个叫作“B2B”：临床（bedside）到试验台（bench），再回到bedside。

开展中试研究时，一旦到了中试实验室，就是6个小时不能出来，在这6小时里不喝水不上厕所，因为穿脱实验服非常复杂。为了节省时间，他吃住在实验室，一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回顾那段艰苦的岁月，他感慨万分：“有将近10年，我的生活中有两件事最幸福，一是大口吃肉，二是抱抱小孩。”

创新教育费心思

如今，吴玉章团队和他的乙肝“治疗性疫苗”已经做到了二期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对于是否有机会攻破，他有信心。只是，到了这一步，他觉得“学问又不够了”。

“现在已经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了，还有金融、法律、政策各个方面的问题。”吴玉章认为，现在中国对于创新还没有准备好，科研创新的管理环境、社会环境都还存在很多“天花板”。

“现在提创新创业，真的是太必要了。社会需要更多对原创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吴玉章说，很多人抱怨现在的孩子“碰不得困难，耐不了寂寞，经不住诱惑”，多是受社会上的功利化心态影响，“这跟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背离的”。

正因为此，吴玉章在创新教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第三军医大学，由吴玉章倡导发起的“科教融合”创新教育实验正在有序开展。在这场“实验”中，吴玉章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我们讲经典、讲案例、讲历史，谈一些这个学科现实和未来的问题，这跟以前上课一下子不一样了，学生容易感兴趣。”吴玉章说，这种方式能让学生有更多机会真正热爱科学。

第二件事是“科教融合”。吴玉章鼓励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去实验室、参加第二课堂，把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想法付诸实践。学期末考核学生的方式也不再是考“死东西”，更加看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

“现在我们本科生都开‘学术大会’了，他们在国外发论文，自己组织学术年会，还邀请许多老师参加，秀一秀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劲头儿挺足。”吴玉章说，师生一扫此前“教学实验”带来的压力，越发觉得这事儿有意义起来。

对于研究生，吴玉章也有一套办法。现在第三军医大学的研究生“导师起码找3个”，以促进学生在跨学科科研方面的能力。此外，研究生与导师还要“双选”，双方互相磨合和吸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吴玉章介绍，“创新教育”实验实施3年多来，本科生、研究生的质量提升很明显。“将来全世界的教育都讲创新，我们若不改变，希望何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