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欧阳永志

刘庆昌出生在山东农村。或许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缘分，从求学到工作，刘庆昌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高考时由于意外休克，让他与期待中的大学失之交臂，进入了农学院。大学期间，虽然曾经想当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也想过要成为一名好翻译，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农业，研究起了儿时自己最熟悉的甘薯。

如今，身为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庆昌从教已有二十余年。其间，他和他的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荣誉；2003年，刘庆昌入选首届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11年后的2014年，他又入选了“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刘庆昌的教学经是怎么念的？

教学名师的“强迫症”

在刘庆昌看来，教学是“良心工程”。“这不难理解，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个职责中，最难体现成果的就是教学。” 走上讲台20多年来，刘庆昌始终对教学有一种敬畏。比如，虽然已经讲了20多年的《遗传学》，但直到现在，每次上课前，他都要花超出课堂至少两倍的时间去备课。

“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普通遗传学》课程也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如果固步自封，只会误人子弟。”刘庆昌觉得，任何一个学科都在发展。要把课真正讲好，一定要真正读懂、吃透内容体系、重点、知识点。“有时感觉自己患上了强迫症，在上课前会有一种紧张感，生怕哪点讲不到位。”刘庆昌笑道，而也正是这种紧张，督促着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教学素材。

22年来，刘庆昌所教授的《遗传学》从没有调过一次课，没有让他人代过一次课，更没有迟到过。有一次，刘庆昌在青岛参加学术会议，但第二天早上还有他的课，怎么办？对此，刘庆昌的做法是：头天散会后，订了当晚的票连夜回学校，第二天上完课后再赶回会场。

“我教授的基础课人数比较多，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耽误这么多同学上课，那不行！”刘庆昌说，“我始终觉得尽管我的水平不高，但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负起责任来，就要努力备好每一节课、讲好每一堂课。”

科学研究没有“可能”

在教学的同时，刘庆昌也承担着繁重的科研工作。在甘薯的遗传育种研究领域，他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甘薯细胞培养有效植株再生体系、体细胞杂交体系和细胞水平辐射诱变体系，甘薯分子育种研究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2002年，刘庆昌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他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刘庆昌从不觉得这是一对矛盾体。“科研搞得好可以促进教学，教学搞得好，又可以支撑科研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讲专业基础课的人，不能脱离科研，必须以科研为基础，才能把课讲好。”他说。

在指导学生科研的过程中，刘庆昌的一个要求是所有学生都知道的——一丝不苟。一次，他问一个研究生，研究项目做了多少次试验，学生不确切地回答说：“次数可能有……”刘庆昌立刻打断他的话，一脸严肃地说：“‘可能’这个词不能用。在科学研究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个试验，这差点、那差点，出来的结果可就差远了。”

言传之外有身教。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毫不放松。有一次，他对教材中讲述的一个问题有疑惑，为了弄清问题，一连几天他几乎翻遍了手头国内外有关的所有文献，终于彻底弄清了问题。

是“严师”更是“好友”

对于刘庆昌的学生来说，自己的老师不仅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好友”。他经常和同学们打羽毛球，但球技不好，输了也会“耍赖”。他也经常带同学们参加户外活动。有一年中秋节，他和刚入校的新生带着月饼去爬香山，在他的鼓励下，全班学生最终都“会当凌绝顶”。

此外，如果学生们在平时有了心事，也逃不过刘庆昌那双“贼亮”的眼睛。

在他担任班主任的时候，有个学生突然变得比以前消极、低沉了：学习不上心，做其他事也心不在焉，这被刘庆昌看到了眼里。通过谈话他了解到，原来这名学生因为家境等原因想退学回家，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最终，在刘庆昌的劝解、激励和同学们的关心、照顾下，这名学生走出了阴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走上了不错的工作岗位。

还有一位女学生，读到本科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对专业不感兴趣了。刘庆昌知道后，认真帮这名学生分析退学后的种种可能，并引导她：与其面对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大学读完，最多以后不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学生听从了劝告，在大学里坚持了下来，毕业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

“只有教师心里真正装着学生，学生才会喜欢你、拥戴你。”刘庆昌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