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学者张之杰50年前就读了朱洗的“生物学丛书”，近年来又关注到朱洗，他不但曾评价朱洗的这套丛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同时还深刻分析了朱洗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中国科学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张之杰，他对朱洗本人及“生物学丛书”作了详细解读。

《中国科学报》：你是什么时候读到朱洗的科普书，当时是什么感受？

张之杰：1964年，我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二年级，一天到图书馆翻阅分类卡片，在生物学类卡片中，偶然发现朱洗的“生物学丛书”数册。那些很特别的书名立刻吸引住我，当即借了《蛋生人与人生蛋》，接着又借过《雌雄之辨》和《重女轻男》。当时只是走马观花，以我当时的学养，除了觉得题目新颖、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并看不出其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当时只能看热闹，还没能力看出门道。

《中国科学报》：你是什么时候才认识到“生物学丛书”的价值？

张之杰：1969年我当研究生时，在图书馆看到战前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才知道实验胚胎学专著上的Tchou Su，就是朱洗！1977年，购得无政府主义巨擘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版权页上署“本社编辑部编译”；当时台湾地区禁止出版大陆学者的书，出版社通常以这种方式蒙混。1978年，台湾作家尉天骢教授告诉我，《互助论》的译者就是朱洗，至此我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1978年底，我在书店买到台湾大林书店重印的《重女轻男》，现重读该书，才发现其严谨程度并不亚于专书，任何一问题，皆详述其来龙去脉，条分缕析，不至极精、极微不止。朱先生的文学造诣极高，此书虽然类似专书，但读起来并不枯燥、生涩。

随后，我在《科学月刊》1979年元月号刊出一篇短文《小道？大道？》，以朱先生为例子，说明科普不是小道。这是我的第一篇讨论朱洗的文章。

《中国科学报》：你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朱洗与无政府主义——为生物学家朱洗传记补遗》，这时你已从关注他的科普书到他这个人？

张之杰：是的。我从1996年起业余研究科学史，主要侧重在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大陆学者不便研究或不能畅所欲言的命题。朱洗研究此类，大陆学者至今仍讳言朱洗是无政府主义者。

大约2005年，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科学史家刘广定送我一本陈阜著的《朱洗》，发现这本朱洗传记略去了传主的思想背景。2007年秋，我收到“第八届科学史研讨会”和“第一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的邀请函，决定以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和朱洗，各写一篇论文。这时我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基本认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重视教育，因而重视科普。不论从科学史角度还是从科普的角度，吴稚晖和朱洗都值得研究。

关于研究朱洗的论文，我写过一篇《朱洗〈生物的进化〉出版与改版经纬》。

《中国科学报》：从内容来看， 你认为“生物学丛书”对于没接触过生物学的读者能否起到科普的作用？

张之杰：这要看从什么角度。二战后生物学进步神速，以生物化学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学，和传统生物学几乎是不同的学问。

然而，“生物学丛书”可以告诉我们，现代生物学兴起前，生物学界对一些命题的认知。把它当成“文献”来看，就没有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再说，生物学上的一些实例和某些基本概念是不会变的，这部分也没有过时问题。不过有些命题变化太大，像是讨论人类演化的部分，或讨论基因的部分，或讨论认知心理学的部分，现实意义就不大了。

“生物学丛书”的写作方式，界于专书和科普读物之间，对初学者来说，或许琐细了些。我大二时初次接触此书，就不大能够掌握。当然，如果只是为了认识朱先生，或是欣赏朱先生文采，还是值得一看的。

我认为这套书现在仍有价值。这套作于上世纪30代晚期至40年代中期的科普著作，已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科普代表作，它已成为历史文献，正如高士其的《菌儿自传》成为历史文献一样。

然而遗憾的是，7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一部中文科普著作，达到“生物学丛书”的高度、广度。

《中国科学报》：与当时的及现在的科普作品相比，这套书有什么特点和不同？

张之杰：我认为其最大特色是：它是一位国际级科学家为了淑世而现身说法，而非寻常作家（或写手）通过“编译”“改写”或“整编”，为了虚名或稻粮谋而完成的应景或应卯之作。在知识上，这部书有当时世界前沿的高度。在文字上，笔端常带感情，富含人文精神，有一种吸引人的感染力。在近现代中国科学家中，不论在国内或海外，至今还找不到另一位朱洗！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现在重新出版朱洗的“生物学丛书”有什么意义？

张之杰：我曾写过一篇论文《试论科普读物的层级与评量》，将科普读物分为两大类：大众科普读物和进阶科普读物，前者供一般读者阅读，后者供文化人或特定读者阅读。两者无分优劣，经得起时代考验，就能成为名山著作。

这套书显然属于后一类。

作为一部进阶科普读物，最重要的是：能否成就一家之言？能否造成重大影响？朱洗的这套书，随时不忘传达无政府主义思想；压卷之作《爱情的来源》，更可视为《互助论》的普及本。当然，以出版时的社会背景，这套书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

我认为重印这套书，是为科普界开启一扇窗户，让科普作家认识什么才是上乘的科普读物。因为，这套书不是根据通俗读物或教科书写的，而是根据原始文献或专书或自己的研究写的。再说，这套书有它一贯的思想，上乘科普读物大多如此。现今大陆的科研工作者极少写作科普，科普作家大多不是第一线的科学家，这个现象应该扭转。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什么样的科普著作才能称为一流的？

张之杰：一般科普读物固然以传播科学知识为职志，但上乘科普读物并非仅止于此。以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为例，作者以文学之笔，缕述杀虫剂对鸟类等野生动物的为害，引发世人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促使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签署《人类环境宣言》。卡森的写作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普及科学，而是为了“立言”。任何著作（包括科普著作），唯有成就一家之言，进而发生深远影响，才能成为名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