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琴·布瑟

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走廊深处，毕业生朱迪·阿彻开发了一个能预测纽约时报上畅销书的计算机模型。随后，她的研究成果为她带来了一份在苹果iBooks的工作。此外，这项成果对出版业也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美国圣母大学，哲学学者邓恩·霍华德和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开发了人与计机器人互动的伦理代码，而这将影响到硅谷那些人对机器人的设计工作。

以上提到的两位学者都有着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同时加入了其他领域的工作。但人文学科本身却正面临危机。公众对它的支持已经减少。主修人文类专业的学生逐年减少，在大学课表上，这些课程也在减少。缩紧的职业市场意味着更多人文学科博士必须在学术界之外寻找工作，而他们往往无法找到工作。

理论上说，我们的社会对人文是珍爱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发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保障和促进文化研究，例如建立起数据库以追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活动以及死海古卷的保护和出版。即使如此，国会、联邦、州政府乃至私人对于人文学科的支持都在暴跌。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如今1.46亿美元的预算对于该组织来说，仅仅是1980年时它的一半支出。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所遭遇问题的一部分事关形象，即人文研究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的影响问题。公众应该知道普利西卡·瓦尔德，杜克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其解释蔓延疫情的叙事“改变了科学家对传染病的传播的看法”。人们也应该知道环境人文学教授乔妮·亚当森，其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应用使得沙漠城市成为了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雇佣者们非常赏识本科生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以及交流沟通能力——这是要拯救人文科学的声音中最集中可见的观点。尽管说法本身不一定对，但这种观点强调的实际上是课堂学习的价值，而非研究的价值。可人文研究教给我们的世界远在教室之外。人文学者探索道德命题，求索以古知今，希望预测未来。我们学习对包围我们的图像进行解码，在一个复杂和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学习、理解和运用语言。

学术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印象难题。对内的属性使得大众很难理解和回应学者的工作，学者们也很难在课堂和学术杂志之外向公众证明自己研究的意义。

要知道，传统的学术模范并不鼓励人文学者的公众化。学者们为了终身教职和晋升，不得不忙于制造供同行评审的论文和出版专著。学者不断地写和说，但是观众只有同行。

目前，人文学者必须有所行动，参与更多的公共活动。毕竟，我们最有资格谈论自己的工作。我们需要我们的工作，也需要院长和教务长的支持和鼓励。这么做不仅会增加人文研究的价值和可见性，而且有机会产生深远影响，比那种孤独的学者的模式好多了。

（作者系美国得州女子大学副教授，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