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改革迈入深水区的今天，国内第一批恢复办学的管理学科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这个秋天，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庆祝了创立30周年。老师们为系列纪念活动作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概括：“三十而立，见证中国。”从1984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恢复设立改革开放后的首批4家管理、经济学院算起，国内的管理学科已经“三十而立”。

30周年纪念活动中，天津大学邀来一些具有声望的国内外同行，研讨“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毕业于天大的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李荣融感慨，1984年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而商学院是伴随着这场改革一起成长的。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9月下旬发布的《管理蓝皮书：中国管理发展报告（2014）》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中国的管理学日趋成熟，难以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商学院中，最广为人知的教育项目是工商管理硕士（MBA），这是国内批准设立的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该院30周年庆祝活动上这样概括：中国的MBA和EMBA教育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也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联系最紧密、受益最直接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EMBA排行榜上，2013年全球前10名中就有3个是中国大陆的项目，这种国际认可的程度，在国内高等教育的各学科、各项目中都极为突出。

过去30年里，管理学无疑是广受欢迎的显学。9月16日，在欧美同学会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论及创新人才培养时曾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这位生物学家最想培养的学生都表示想去金融公司。

据86岁的天津大学教授印邦炎回忆，管理专业改革开放后首次招生就是“热门”专业。当年天大招收第一届管理学本科生时面临很多困难，唯有生源并不犯愁，招生数超出了计划数。

不过，在天大“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论坛上，谈论更多的是反思与困惑。

8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原主任郭重庆在天津大学说，这30年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对中国来说则非同小可。很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大家取得的成就，这是一个“烈火中重生”的过程。但是今天，在新技术冲击、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管理学教育能够适应吗？

郭重庆问他的同行：“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他近来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管理”。

他说，大数据是接近对人类真实世界的表述，而过去管理学的那些模型缺乏实证。新的技术革命将开启管理科学研究的新的范式，管理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但是目前管理学的同行评议体系，日益形成了一个论文导向的学术价值偏好，沉溺于模型但又缺乏数据支持，偏离实践、实证和实验，结果缺乏验证，造成“工具理性猖獗、价值理性迷失”的自娱自乐的困境。

在他看来，评价体系“把我们逼到了不能再逼的程度”。”

清华经管学院原院长赵纯均也指出，中国的管理学教育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和追求“研究型管理学院”很有关系。他对此并不赞成。

他说，很多大学确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与之相适应，管理学院也要建成“研究型管理学院”，但世界上哪个商学院是“研究型的”？他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曾在美国研究一年，找不到所谓的“研究型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有几分像“研究型商学院”，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也不好简单地用这个词来概括。

赵纯均说，十多年前，对于北美的商学院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有强烈批评和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耶鲁、斯坦福等校商学院都进行了步子比较大的改革。如果不关注这个动向，恐怕就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管理学院在中国要站得住脚，必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的人也必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中培养人是第一位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说，人们常说“三十而立”，但就像年轻人而立之年买房、结婚、职业发展都遇到困惑一样，中国的商学院也有“三十而立”的困惑。

据王方华介绍，他们最近在52所国内称得上最好的学校中做了一项调查，问大家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精力怎么分配，结论是老师们大约75％的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要评职称、写论文，不做研究就没办法生存。20%用在人才培养，5%用到了社会服务。“这样，我们大学叫研究院得了。”

说到教师评价体系，赵纯均指出，每个学校、每个学院的领导们都应扪心自问，自己是怎么样去管理教师的。“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就是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一样搞。”领导们喜欢把许多考核指标加权平均以后，与教师的收入联系起来，完成多少就给多少钱，“你说教师的行为能够像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为吗？这个东西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最初是少数学校。我观察了这个现象，我觉得人力资源专家真应该研究一下，不然这支队伍真的毁掉了。”

王方华的另一个困惑是，各校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商学院，引进了大量的海归学者，但是有的学校不再接受具有中国博士学位的人任教。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很多三流大学学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一流大学，最好的出路是到二流大学去任教。

赵纯均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期间曾做过一件轰动的事情。2002年，清华经管学院一次引进了28个当时很轰动的“百万年薪教授”。但他看不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争一流，定下的“只要洋博士，不要土鳖”的规矩。他称之为“洋教条”。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感慨，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跟风，一流大学也好，一些较小的学校也好，考核老师都要求在一流刊物发表论文，招聘老师一定要本科出身于“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实际上是对人才的一种歧视。

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开玩笑说，自己本科毕业于陕西机械学院，按照今天这个标准，不可能进入西安交大。

席酉民认为，这是资源配置体系和评价体系所致。好的大学都陷在已有体制内不能自拔。国家通过各种项目把资源分到学校，而校长天天要去算数。他建议从立法上而不只是从各校制定的大学章程上对办学进行规范和保障。在资源配置上，杜绝“跑部钱进”现象。

他同时认为，很多校长、书记经常以体制为由，给自己不作为找借口。在现有制度下，他们还是有权力能做很多事情的。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也认为，一个学校能不能真正办好，学校自己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天大目前就在几个学科做试点，希望创造一个自由度较高、自主权较大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做校内能够做的事情。他开玩笑说：“这里面也有院长的事情，不要老说校长。”

听起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天大“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论坛上，这些嘉宾们谈论的多数话题都与商学院无关，而是直接指向了大学：行政化、资源分配、师资的聘任与考核……大学遇到的这些困惑，正处于而立之年的商学院一个也没落下。

王方华说，国家在改革发展，现在只去埋怨于事无补。在资源配置中，商学院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有自己的办学收入，上级投入的部分只占小部分，因此商学院有力量做很多事情。“商学院应该在大学改革中间走在前面……我们的改革要为大学的改革提供经验。”

“我觉得，中国的管理科学教育已经进入了踢足球的下半场，客观条件完全变了，你不去变的话就不可能肩负起使命与担当——我总觉得我们准备不够。”郭重庆院士一再指出。

钱颖一指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达到每年700亿美元、累计5000亿美元的规模。这些对管理教育的全球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管理教育不仅要在本土与全球商学院竞争，还要培养出能够走向世界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他说：“我们有高质量的学生，我们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我们要抓住机遇大力度地推动改革，敢于做试验田，敢于走在前面。”（原标题：招了最好生源，坐拥独特资源，不缺管理学家 商学院能不能“改”在高校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