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的孩子今年高考，孩子分数一出来，全家就踏入了紧张的报考节奏。网上一个“看看每个学校最厉害学科”的帖子，吸引了刘先生的目光。他把帖子的关键信息打印出来，与报考“大黄本”一起组成了报考“宝典”。这个帖子上，排在“985”与“211”高校名单之后的，便是一份各高校重点学科数目排行。

其实，虽然刘先生对高校重点学科进行了“恶补”，但作为一名家长，他对重点学科在高教界的非凡意义，仍然理解有限。

重点学科，不仅标志着高校学科的雄厚实力，还因其资源配置等导向作用一度成为牵动高校学科发展的“指挥棒”。不过，今年年初，这个“指挥棒”成为过去——《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发布，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赫然在列。新政靴子落地，搅动了高校的“江湖”。

虽然，此后并无解释性政策出台，但业界无人否认高校学科建设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新的争论与思考也伴随而生：政府到底应在高校学科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高校学科应该如何评价？没有了国家重点学科“指挥棒”，高校学科建设如何发展？

过去时：评价与资源挂钩，重点学科评审弊端渐显

成为“过去时”之前，国家重点学科可谓昭示高校学科实力的“金字招牌”。

“每到一所重点高校，校领导介绍起学校，必谈重点学科。”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说，“它不仅涉及国家对大学学科建设的投入，也是政府和社会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高校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走上历史舞台。

当时，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教育资源有限，经验不足。邓小平指出，要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政策由此发端。

1987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宣布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估工作。此后，国家重点学科评审进行了三次，分别于1988年、2002年、2007年公布评审结果。在距今最近的2007年的评审中，非军事院校里，27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63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通过审批。进行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同时，中央部委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开始进行省、部级重点学科建设，逐渐形成了我国完整的重点学科建设体系。在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2006年公布的相关标准主要包括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学术荣誉等。

“在财力有限、经验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高校间的竞争和重点建设的方式，都对高校的学科发展甚至整体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陆亭说，“一定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断丰富，重点学科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之初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逐渐制度化的重点学科评审弊端渐显。

孙文（化名）是9年前归国的年轻学者，回国后，目睹与耳闻的一些现象，让他很不能理解。“随着重点学科数量的增多，一些跳一跳就能够到桃子的高校看到希望，在一些高校学科建设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评审过程中的公关行为就产生了。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公关评委竟成了一些学校的集体行为。为了评审国家重点学科，有的高校引进人才只是求一个挂名，数‘杰青’、数论文、数奖项，功利色彩浓厚。”

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文双春告诉记者，重点学科评审对一所大学，有如高考对一个考生，高考中可能发生的不良现象在重点学科评审中几乎都有。可怕的是，与高考中的一些个人行为不同，一些高校在重点学科评审中的不正当行为是重要“公事”，一旦“成功”，实施这些行为的人甚至可能成为“功臣”，在学校受到英雄般的嘉奖和赞美。久而久之，不正当行为慢慢被接受或理解，形成一种风气甚至文化。

“究其背后原因，还是评价或评估与政绩或业绩挂钩、与利益或资源关联，容易催生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等行为或现象。”文双春说。

“与国家重点学科相关的资源表现在方方面面：重点学科不仅能吸引雄厚的资金，更意味着人才的聚集。评上了重点学科，该学科连教授名额的比例都会提高，校长从重点学科中产生的可能性也较大，这背后涉及每个人的利益。”马陆亭说。

还有研究者认为，因为高校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评估的指标在建设，这导致学科发展的同质化。浙江工业大学周守军教授做了多年的学科建设研究，他在《国家重点学科分布及其象征意义分析》一文中表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政策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国家重点学科‘座位’，将资源、资本、权力和权利内嵌在‘座位’上，一些重点大学通过申报的形式获得‘座位’，条件欠缺的重点大学也按照‘座位’的要求来建设学科、训练学者。这样，‘座位’的标准充当起了规训大学和学者的工具。”

基于1988年、2002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数据，周守军等人的研究显示，国家重点学科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层级性：“211”大学拥有我国绝大部分的国家重点学科，显示出强大的学科优势。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门类布局同样不平衡：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不平衡，自然科学学科内部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内部也不平衡。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科实力分布极不平衡，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固态。”孙文告诉记者，一些重点学科甚至为花钱而发愁，硬件买齐之后就不知道怎么花经费。学科的壁垒，又使“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马陆亭看来，重点学科评审最大的弊端是导致高校对人才培养的忽视。“重学科、轻专业的背后是重科研、轻育人”。记者了解到，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主要参看的指标中，人才培养位列其中。“但是，能否评上重点学科，主要还是看该学科是否研究实力强、实验室建设好、论文发表多。从理论上讲，学科建设必然会促进人才培养，但人才培养的质量相对难以量化，一些学校在重点学科建设中对评选要求的硬指标倾注了过多精力，导致对人才培养的忽视。”马陆亭说。

“申评重点学科中的不正当行为，尤其是集体行为，对人才培养的消极意义也不容忽视：教育者不能一边宣称培养人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另一边又在向受教育者示范如何违背道德。”文双春说。

进行时：告别审批，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在高校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说。

其实，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是教育部一系列放权政策的延续。2012年10月，教育部“松绑”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2013年1月，高校副教授评审的审批权由教育部下放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在今年年初国务院公布的放权“清单”中，教育部下放或取消的审批权也有多项。不过，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取消，得到了舆论更为广泛的关注，被一些媒体评价为看到了教育部门“壮士断腕”的决心。

“在前几次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中，教育行政部门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并不涉及核心权力，此次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则让大家看到了教育行政部门动真格放权的希望。”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也在第一时间发微博表示“早该取消了”，认为这项放权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

“学科是高校进行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职能都是在学科中开展的，所以，学科发展是高校的内部事务，也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符合现代学校制度，便应该是政府依法管理学校，社会参与和监督学校。学科发展作为高校的内部事务，应完全由高校自主管理。”文双春说，“如果把一所大学比喻为一支足球队，政府如果参与或干涉球队内部事务，球队很可能指标完成得很漂亮，但比赛就是赢不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所有球队都这样对照指标踢球的话，足球也就不像足球了。”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研究高校学科评价多年，对于此次的放权之举深表认同：“在美国，政府不干涉大学的学科建设，连招生指标等都由高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确定，最终由市场检验。”文双春也表示，美国高校学科建设的质量，是由学术共同体或民间评估机构来评价，社会信誉占相当权重。

虽然高教界对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权一片赞誉，但也有学者表示，因重点学科“指挥棒”有明确的评价标准与条框，在某种程度上使办学变得简单，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后，高校也面对严峻挑战。

“国家重点学科是很多大学校长和学科带头人最重要的兴奋点之一，高校的很多规划、方案都围绕其设计。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这个‘指挥棒’之后，高校将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来发展学科，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但究竟该怎样做，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建设，高校未必完全做好了准备。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高校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陈群说。

一些后续问题同样引发了讨论。

有学者指出，已经通过审批的国家重点学科，是继续保留，还是取消？对于这些已有的国家重点学科，是否继续进行资源倾斜？“固化”的评价结果，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公平？同时，在国家大力建设重点学科的背景下，省级重点学科也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省级重点学科评审是否也应取消？另外，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学科评估，重要性是不是会更强？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取消之后，“百篇优博”等其他行政评审是否也应该取消？

无论以上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在马陆亭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走出传统的行政评审思维。

“政府要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市场能解决的，政府不要管。”马陆亭说，“比如，政府应该扶弱。”

周守军等人的研究显示，国家重点学科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呈现六个波峰区域。东部和东北部分布密集，西部的分布存在断层现象。其中，主波峰区域有三个：第一个波峰区域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之间，最高峰分布在北京；第二个波峰区域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和江西之间，上海是该区域内的波峰；第三个波峰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湖北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布局的又一波峰。

周守军表示，从国家重点学科分部的整体图势来看，北京是国家重点学科分布的森林地带，拥有学科的“喜马拉雅山”高度，而西藏、青海、宁夏是国家重点学科分部的沙漠地带，拥有学科的绝对低度。

马陆亭说，比较成熟的学科在获取资源及开拓机会上具备一定能力，根据马太效应原理，资源总是会往最优化的地方去，那些边远、贫困地区的高校较难获得，这往往是市场难以调节的。所以，政府可以在扶弱上做出一定的引导，并鼓励和引导学科差异化建设。

“归根结底，政府要调整角色定位。这对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马陆亭说。

将来时：没有了“指挥棒”，高校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一切不是仅为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画上句号那样简单。

取消高校重点学科审批，并不意味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被削弱。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会有一流高校，这是很多高校管理者的共识。

“学科发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评估。不管有没有重点学科‘指挥棒’，学科发展作为构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都是高校的永恒主题。”文双春说。

那么，没有了国家重点学科“指挥棒”，高校究竟该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邱均平建议，学科建设要符合学科发展规律。首先要科学规划学科，其次是人才引进与资源投入。“进行学科规划，既要考虑国家与社会需求，比如要明确急需人才的领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的需求等，同时要科学衡量学校现有条件，如人才条件、实验条件、学科积淀等。”

“需要注意的是，高校进行学科建设切忌求大求全，而是要找准定位。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20年时间就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与其精准的学科规划不无关系。该校的学科重点集中在生命科学、商学、会计学等有限几个，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广纳人才，的确有值得借鉴之处。”邱均平说。

人才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有学者表示，从前，重点学科评审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学校引进人才只看头衔、只数论文的情况。在今后的学科发展中，人才引进一定要能切实推动学科发展，人才的评价与管理也应去功利化，这也是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题中之义。

“学科建设要突出并保持已有优势。”马陆亭建议，“同时，要鼓励交叉学科的发展。”在马陆亭看来，过去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使得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边界更为清晰。固有的学科分野、学术势力使得学科建设开放性不足，限制了创新。国外一些高校，非常强调跨院系、跨学科的合作，鼓励搭建一些新兴领域的研究中心，这是创新产生的重要源泉。因此，高校在支持新兴学科发展上，有责任为学科交叉搭建平台、提供制度支持。

文双春表示，学科发展需要全球视野，高校要将学科置于全球同类学科体系中，明确目标和差距，重新找到“指挥棒”。高等教育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高校之间的竞争最终将是全球性竞争，而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学科正如一支球队，只有走向世界舞台才能彰显自己的实力和水平，从而确保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取或创造更多的战略性资源。

评价也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邱均平建议，政府应大力扶持第三方机构。在美国，对大学进行评价的第三方机构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中介机构；一类是学术团体；一类是同行评议的专家团队。三方面的评价力量，共同构成了较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体系。“政府有责任培育第三方机构，一方面，给予他们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一方面，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包括进行资质认证、规定业务范围、制定行业标准等。”

“国际评价的引入也是一个方向。”邱均平说。据记者了解，一些高校已主动引入诸如基本科学指标数据ESI（当今国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作为衡量学科建设的标杆。今年，上海也将建立高校一流学科绩效动态监测机制，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学科建设全过程，在学术成果方面制定观测监控指标，通过与国际顶尖标杆学校的比较和学科自身的绝对动态发展等，对各一流学科建设绩效实时监测。

还有研究者建议，要重视分类评价，避免千校一面式的评价方式。同时，政府下放权力的过程中，不能把政府权力转移给某个权威机构，即出现“二政府”现象，这同样会滋生出与重点学科评审弊端类似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让学科发展回归教育本质。学科发展不能忽视学生发展。”马陆亭说。（原标题：《聚焦取消与下放教育行政审批权系列报道①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