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编者按

近期，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因工作合同中“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的规定而险遭辞退事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如今，此事虽已有了结果，但公众因此而产生的争论却并未平息，尤其是直接导致方艳华险遭解职的“非升即走”制度，更是引起了公众的质疑——这种源自国外高校的“舶来品”，是否适合国内高校？

针对这一问题，两位教育界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他们的观点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非升即走”政策在我国高校已经推行多年，一直以来争议不断。这次清华大学学生为被淘汰的老师鸣不平，才让这一政策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笔者看来，高校有必要检讨这一政策的实施，究竟对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提高有无益处。

高校推出“非升即走”政策，意图是激励教师积极向上，并以此优化教师结构，最终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但从实际效果看，“非升即走”政策非但没有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反而加剧大学的功利化，这实在值得反思。

“非升即走”政策首先让大学教师关注能快出成果的学术研究领域，而轻视教育教学。根据非升即走的考核指标，一名教师要在大学里获得晋升，必须发表论文、申请课题、申报成果，这是晋升的硬指标。如果一名教师因投入教学而无暇顾及研究，或者不愿意炮制低水平论文，就很可能被列入被淘汰之列。

“非升即走”政策带来两方面严重后果。其一，大学的人才培养被轻视，很多教授一心关心学术研究，不愿意在教育教学上投入精力。教育部虽然在本世纪初就要求高校建立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可时至今日，真正建立该制度的学校并不多，还有的高校存在教授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名字排进课表，却由研究生代课。

只有那些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在维系着大学岌岌可危的教学，可他们却是最不受待见的，不但不能拿课题提成，薪酬微薄，而且由于没有达到考核硬指标，已无法在大学生存。

其二，“非升即走”政策为学术研究带来的也不是激励而是伤害。或有人认为，非升即走政策提高了大学科研水平，具体表现在大学论文数增加，科研成果增加，但试问有多少论文有学术价值？有多少科研成果可转化为生产力？又有多少科研经费被挥霍浪费？

何以致此？归根到底还在于大学的行政化。我国大学实行行政治校，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引进国外大学针对新进教职人员的非升即走规定针对学校所有教师，很容易发生变异。一方面，对教师的考核标准就由行政部门制定而不像国外大学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制定，所谓教育考核和学术考核，实质是行政考核，论文数量、成果数量，都是行政指标而非教育和学术标准。另一方面，在对教师进行考核时，就是对着考核指标计算工分，根本不听教师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评不了职称，进而被转岗、淘汰，长此以往，大学还有教学吗？而离开了教学，大学的生命力何在？

目前需要提醒大学的是，我国大学现今没有自由转学制度的压力，可以让大学不尊重受教育的权利，不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但随着高等教育开放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会以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清华、北大或可以在论文数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近，可只有论文的大学不过是研究所，这怎么可能和一流大学竞争优质生源，又如何能办出一流——人才培养是所有大学的核心，一流大学要开展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我国大学不能在错误方向上越走越远。

对我国大学而言，真正有价值的制度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即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只有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探索人事管理改革，才可能让改革服务于教育和学术研究，而不是制造行政政绩。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