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高致病病原微生物，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都会回到2003年那一个个与SARS殊死搏斗的日子。然而时至今天，中国人仍心有余悸：它们会不会卷土重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不无感叹地说，SARS过后，我国的疾病防控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在对传染性病毒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总结出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这也许恰恰给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SARS病毒实验室泄漏事件埋下了伏笔。

就在2003年下半年，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先后出现了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

2003年9月，由于不当的实验程序导致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里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9月底，新加坡环境部长林瑞生就环境卫生研究院实验室发生的SARS感染事件，向新加坡人民致歉。林瑞生说：“环境卫生研究院必须承担责任，国家环境局也必须承担责任，身为环境部长，我更应该负责。因为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实验室的确是不够安全。”

2003年12月，台湾军方预防医学研究所44岁的詹姓中校，因在处理实验室运输舱外泄废弃物过程中操作疏忽染上SARS。台湾科学委员会随即作出决议指出，詹中校违反了SARS项目研究计划的“实验室安全准则规范”，被给予不得申请研究计划经费的处分。

在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发生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后，内地的研究机构曾经严阵以待，特别提出要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以免重蹈台湾和新加坡的覆辙。

2003年12月20日，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传染性SARS病毒毒株、人体标本集中管理，确保病毒实验室及保管单位生物安全，未接受培训者不得接触毒株和样本。对拒不执行者予以通告，对出现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严肃追究其责任。2003年年底，科技部联合卫生部还对全国各地的P3实验室进行了安全督察。

百密一疏。2004年4月，SARS疫情重又进入人们的视线。只是在这次SARS疫情中，肇始之地显得身份特殊。没错，这一次SARS疫情正是源自实验室：随后的调查证实这次SARS疫情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所）的实验室感染（在2003年SARS疫情平息后，病毒所被卫生部指定为SARS毒株的6家保管单位之一）。这次疫情，北京和安徽两地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在短短的几天内有862人被医学隔离。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直属机构成为疫情的源头，实验室安全问题给当时中国疾控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安全无小事，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安全漏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在谈起这起意外时说，“生物安全的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赵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