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庆
他把本职工作延伸到了业余爱好中，成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票友”。
葛能全先生有个习惯：不管到谁家，进门前一定换鞋。一次，朋友说，你就进来吧，不用换拖鞋。然后，葛能全就脱了鞋，穿着袜子走了进去。
已迈向耄耋之年的他满头银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利索，精气神足。曾做钱三强专职秘书多年，并担任过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等职务，葛能全一贯严谨，不容半点疏忽。
繁忙的工作并未影响他的“业余爱好”——出版了《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要览》《钱三强年谱长编》《钱三强传》《科学的荣辱》《攀登者命运》等10余本著作；他甚至还写过一个长篇电影文学剧本《徐霞客》。
单是他为一本《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要览》所做的读书卡片，就有10多公斤重。
但葛能全是典型的忙而不乱，家里也一尘不染。退休后，他继续享受着已过了大半辈子的“一丝不苟的生活”。
从“小葛”到“能全同志”
1963年从武汉来北京进入中科院院部工作时，葛能全心里打鼓，他感觉这里俊杰云集，自己只是地方大学毕业，又是个文科生，也许未必能胜任。
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在给新员工作报告时，讲到做好科学管理工作应该有的基本功：一是具备“皮毛专业”，就是科学知识求广不求精；二是“认门记人”，也就是要知道全院各个研究所的门在哪里，搞什么的，要熟悉各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此话让葛能全印象深刻。这个“文科生”主动接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并以诚挚和热情去熟悉各领域的主要科学家，为他们服务。
那时他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竟成了其中一位科学大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的专职秘书，从1976年起一直做到钱三强1992年逝世。而钱三强对葛能全的称呼，也从一开始的“小葛”，到后来的“葛秘书”，再后来的“能全同志”。这也意味着葛能全在钱三强身边的角色，从“学生”，到“助手”，再到“同事和忘年朋友”。
葛能全至今保留着数十件钱三强的亲笔信和手写条，那上面印记着钱三强的信任以及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对葛能全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有位记者写了篇关于钱三强的文章，文中有些赞誉之词，钱三强特写信对这些“不实”表明了态度：“他有些对我过奖了，‘过’则‘不实’。因此我提了一些‘还我原来面貌’的意见，多数已用铅笔改了。”钱三强的这封信，葛能全珍藏在他的一本很厚的册子里。“这是保存一种可贵的精神。”葛能全说。
由于办事干练、工作表现好，葛能全时不时地被分配更多的任务。他做钱三强秘书期间，曾先后兼任过时任中科院领导郁文、严东生、周光召等人的秘书。
从“秘书”到“秘书长”
在那些科学大家身边工作，葛能全不满足于完成工作任务。他时时处处做个有心人，注意汲取他们的渊博知识、管理经验和工作精神，并逐步通过实践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中。
葛能全思维缜密，但并不是个畏首畏尾的“好好先生”。1986年在担任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后，他曾挨个部门调研、沟通、协商，硬是把多年不敢碰的全机关办公用房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使得不合理的情况大有改善。
1988年，作为中央讲师团团长、党委书记，葛能全带领中科院100余人驻山东省支教。他结合地方需要和派出人员特长，首先选派23名骨干担任科技副县（市）长，利用中科院科技成果，帮助地方搞开发，发展经济。
因为能力出众，1990年，葛能全作为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正局级副主任负责常务工作，参与主持全国学部委员（院士）增选的具体组织工作。1992年，在主持起草学部委员条例过程中，他预见到将来香港、澳门回归后，会涉及到那里的学部委员候选人提名问题，应该有所准备。于是，在港澳工委的支持和钱伟长具信推荐下，葛能全率三人小组赴港澳调研，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和澳门大学的校长、教授分别进行座谈，听取意见。香港回归两年后，香港大学教授张佑启首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93年，葛能全兼任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组长宋健、副组长朱丽兰、周光召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批示，进行工程院建院前的具体筹备工作，并开展国内外调研，起草工程院章程和选举院士细则，组建工程院的办事机构等。当年3月，他主持写成的关于建立工程院的第一份请示报告刚上报，便被派往美国考察，了解美国工程院与美国科学院的关系及其组织模式、运行方式。他带回的经验后来成为工程院建立的有益参考。
在中国工程院的建立过程中，大到对中央精神的领会与落实，以及科技界不同意见的沟通与协调，小到首批院士遴选如何按专业分组，以至选票怎样设计、排名等具体筹备工作，葛能全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
因管理工作的突出贡献，葛能全获得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殊荣。1994年起，他出任中国工程院秘书长、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并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从“票友”到“学者”
很多人难以想象，在如此繁杂的工作下，葛能全还有充沛的精力著书立说。
葛能全年轻时曾有许多爱好，他玩扑克时能根据对方出牌及细微表情，作出准确的预判。“爱上科学史之后，这些爱好都‘废’了。”葛能全说。他把本职工作延伸到了业余爱好中，成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票友”。
上世纪70年代末，一部《辞海》就像橱窗里的奢侈品一样让他眼馋。“当时一套《辞海》定价50块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买不起。”他回忆道，“后来托朋友从出版社弄到一套内部处理的，那个月的生活紧了又紧。”葛能全搬出当年的这件“宝贝”，上中下三本，每一本封面的颜色都不同，打开扉页，上面盖着“不合格品，四折内销”的印戳。
两年多时间，他愣是把4700多页从头至尾全都读完了，并做了上千张阅读卡片；后来他整理这些卡片，又大量阅读海内外出版的科技史专著、文献和期刊，记了更多的卡片，最终汇集成了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7个领域分卷，共计86万字的《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要览》。
前些年，葛能全从撰写《钱三强年谱》和《钱三强传》入手，广泛采集史料，写成新旧中国发展原子能的研究文章。与此同时，他以“原子弹与脊梁”为题目，先后应邀到北京、郑州等地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作演讲，听众都反响热烈。2011年在上海交大“励志讲坛”演讲时，5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学生，讲到动情处，葛能全哽咽了，学生们含着眼泪鼓掌。
《中国科学报》 (2014-02-21 第11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