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诞辰100周年。在其生前的种种归于平静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通过众人的回忆还原具有多个侧面的钱三强。
■本报记者 王庆
近半个世纪前的1964年10月16日，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悄悄地说：“我们的原子弹今天下午三点就要爆炸了，希望能够成功。”
几个小时后，全世界都被那一声巨响所震动。
巧合的是，那一天正是钱三强的生日。然而3天后，他便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震动”——被派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三强首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靶子抛出来，接受审查和批判。
历史的阴霾终未能磨灭这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光芒。曾师从科学名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他，其光辉不仅来自于个人成就，还在于这位伯乐挖掘出了一批“大家”。
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7位是直接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第一线的。钱三强的团队还陆续走出了数十位两院院士，当年他身边的不少年轻人日后都成为了顶尖科学家。
而且，钱三强几乎没有忽略身边的每一个人。会议的工作人员、办公楼内的清洁工人都得到过他的关心。
今年，是钱三强诞辰100周年。在其生前的种种归于平静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通过众人的回忆还原具有多个侧面的钱三强。
不仅是科学家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这是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其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的评价。
在法国师从这对著名科学家期间，钱三强迎来了他科学事业的第一个巅峰。
1947年初，钱三强领导的实验小组发表论文，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以及对铀核三分裂原理的解释。尤其是《论铀核三分裂的机制》一文引起了世界核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
约里奥·居里夫妇为此感到骄傲，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验室的首个重要成果。
不久后，钱三强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他是第一个获得此职位的中国人。
在很多与其共事过的人看来，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科研事业的组织家。
约里奥·居里夫妇曾在对钱三强的评语中写道：“钱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和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各种品德。”
据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最突出的事例，是在我到科学院前，钱三强同志对科学院的建院工作，尤其是在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方面，组建、调整研究机构方面，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成效的工作。”
有人曾比喻，钱三强的组织工作对中科院而言犹如“制礼作乐”，为确定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和全院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科院成立时，钱三强曾主持中科院计划局工作，并首先着手对全国研究机构进行调研和调整。
仅1950年一年之中，钱三强就先后召集专门学科会议48次，与各方面科学家共同协商拟定调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时，积极组织调查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科技力量及其分布情况，先后调查了全国57所高等学校和政府产业部门所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并提出调查结果。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认为：“钱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前为国家引进和发掘了大量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我于1951年获得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的成立使我激动不已，希望能立刻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由于当时的复杂形势，只能试探性地给国内有关部门写一封信表明回国的意愿。”
出乎谢家麟意料的是，他很快便收到了钱三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表明了祖国期盼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的意愿。信中还诚恳地谈到国内科研事业初创的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
谢家麟认为钱三强的来信坚定了其回国的决心，后来虽然历经曲折，终于在1955年回到祖国，并在钱三强所领导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知人善任”是很多科学家对钱三强的共同评价。
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回忆，在对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周光召的重用上，钱三强曾发挥了关键作用。
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周光召和何祚庥等人要求填补苏联专家留下的空缺。
而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重新安排工作，就必须和北大协商。
“这并不容易实现。”何祚庥说，“更重要的是，周光召同志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按照当时的准则，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
但详细了解情况后，钱三强判断“这是一位少有的、在理论物理方面功底十分深厚的杰出人才，我无论如何也要促其实现”，并最终成功推动了周光召的调动。
在钱三强的调集下，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我国核武器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于敏……
“满门忠孝”的青年导师
曾有人称，在钱三强的领导下，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告诉记者，根据其2000年所作的统计，曾经在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过，作出了重要成就和突出贡献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学技术专家，就有44人之多。
记者采访发现，多位学术名家都曾不同程度地获得过钱三强的教导和鼓励。
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的王乃彦将钱三强视为自己的“启蒙老师”。
上世纪50年代，王乃彦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当时称为近代物理研究所）二室三组。他记得小组刚成立时，组里每两周就有一次学术报告会，由大家轮流作学习心得和工作报告，钱三强几次都亲自到会。
“钱先生在听完大家的报告后总是鼓励我们，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讨论问题的物理意义、适用条件、应用范围作非常透彻的说明，使我们受益匪浅。”王乃彦说，“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只喜欢学书本理论，还要努力培养自己实际动手的能力。”
在钱三强的鼓励下，王乃彦和同事尝试自己绕制大变压器，焊接各种稳压电源、各种电子线路和研制各种探测器。
后来组里分配王乃彦研制一台放大倍数为一万倍的放大器。开始他以为很容易，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大学时都学过。没料到当两个一百倍的放大器联接到一起时却产生了振荡，很难克服。
“没那么简单吧！有许多大学里没学过的东西，要靠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边干边学，钻进去，才能解决。”王乃彦至今记得钱三强当时微笑着的鼓励，并以此为动力攻克了难题。
鼓励，是出现在被访者对钱三强的回忆中最多的词之一。
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的王方定，对自己初到原子能研究所时钱三强对自己说的话记忆犹新：“承担了这项工作后，我们要成为中国的第一，今后原子能研究所要尽全力支持这项工作，你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
“和钱先生的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在参加这项工作一开始就下定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随后，王方定发现，在当时放射性物质实验条件很差而且还要对尚未完全撤离的苏联专家保密的情况下，钱三强很有“独辟蹊径”的办法。
“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一个工棚改建的，我们也可以建一座工棚实验室，这样有许多好处，可以很快开始实验，减少外界干扰，任务完成后便于处理。这个工棚外表可以简陋些，但里面要尽量做得符合放射化学工作的要求。” 向王方定说完这些话之后，钱三强立即安排基建处王振恒师傅建造工棚。
工棚开展实验后不久，当钱三强了解到因为原料不足，只能做微居里量级的实验时，他拿出大约10个盛着黑色粉末、约200毫升容量的石英磨口瓶给王方定，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保存了十几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给你们做原料，也是用到它最合适的地方了。”
书生意气，赤子之心
事实上，在很多当年的下属看来，钱三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没有官气，总是以同志、朋友的身份与人相处，为人热情，到哪里都让人感到温暖。
据葛能全回忆，在大环境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里，研究所一批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都很客气地用“某公”或“某某先生”互称，“钱公”、“钱先生”，更是叫得频繁。钱三强入党以后，听了这些称呼觉得别扭了，科学家彼此这样称呼，他不便说什么，但对于青年人特别是党团员，他提出要求，要大家改称“同志”，直到他当了科学院副院长以后，上上下下、口头或笔下，都称他“三强同志”。
“我做了16年他的秘书，也这样称呼了16年。每当听到大家这样称呼，他很高兴，说这样更显得亲切，没有距离了。”葛能全说。
如果说平易近人是钱三强的一面，那么，“心热口直，刚正不阿”的书生意气则是其鲜明性格特征的另一面。
张劲夫曾回忆，钱三强和人谈话，在会议上发表意见，非常直率，内心有什么就说什么。他遇事独立思考，不赶表面潮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始终保持正直学者的本色。”
对于不合理的事，即使是一时的强大潮流，钱三强也不愿苟同。在“大跃进”时期，钱三强宁肯承受压力，坚持不盲目提高指标，因而被认为是保守的。而对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1962年对科学工作的指示，却不顾巨大的压力，奔走呼号，积极贯彻。
这种刚直的性格，也使他在某一时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钱三强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停止兢兢业业工作。
不仅如此，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也未因曾经遭受的冤屈而改变。
早在1959年3月，钱三强就写报告主动请求停止享受每月100元的学部委员津贴，1971年7月他恢复组织生活起，又每月自愿交党费100元。
在钱三强看来，自己应该为国家尽可能减少经济负担。
据葛能全介绍，钱三强的住房是上世纪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条件不错，但年深月久，已十分破旧，周围的现代建筑多了高了，采光很不好，不是出太阳的晴天，屋里就要开长明灯；暖气管子又细又老化，冬天供热上不来，多数日子要穿棉衣看书写东西。
后来在许多人的劝说下，钱三强自己花钱在他和夫人何泽慧的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可是全年开不了几次。他说，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又没有动力电源，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科院在中关村盖了几栋大面积的新楼，供给院领导和老科学家居住。本来在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建房指标时，特别列出了钱三强住房状况须改善的理由，可是房子盖好后，经过几番动员，钱三强与何泽慧执意不搬进新房，他们甚至想出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当时新楼实际上离图书馆还近些。”葛能全说。
三强心里有大家
“看不出他是大科学家，他比普通人还普通。”这是中科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发出的感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钱三强恢复工作后一段时间，每天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冬天刮风下雪，他身穿长棉袄，颈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之间。
1978年10月，何泽慧要随同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方毅出访德国和法国，钱三强陪她去前门新大北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那天，他们两人都穿着平常衣服和布鞋，摄影师以为镜头前的何泽慧是没有出过国门、少见识的街道婆婆，便调侃她：“老太太，福气好哇，出国看儿子还是看女儿呀？”
在“剩饭剩菜打包”还被视为“丢脸面”的年月，钱三强、何泽慧就自带饭盒这样做了。那时好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讥笑他们“吝啬”、“小气”。老两口并不介意旁人的眼光和议论，只是不希望让东西白白浪费掉。
钱三强自己生活节俭，但非常注意体贴他人，舍得为别人花钱，特别是对那些做服务性质工作不大为人在意的普通人。
1977年夏，钱三强代表中科院和物理学会参加在黄山召开的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会议，为了对会议工作人员半月之久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他趁会中被邀至屯溪市作报告的机会，拿出100元现金（当时约合其秘书葛能全两个月工资数）让秘书上街采购些糖果、茶叶、香烟之类。
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钱三强请全体工作人员开茶话会，并热情讲话，感谢和鼓励大家。
“许多人第一次得到大科学家如此的尊重，内心很激动，发言时声音沙哑，落了泪。”葛能全说，“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茶话会不是会议费开销的，是钱先生自己掏的钱。”
后来但凡钱三强主持的会议，他都会以多种方式向会议工作人员表达谢意甚至是走进厨房同炊事员握握手。
此外，葛能全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中科院机关大楼有个“服务班”，四五名工作人员全是女性，她们每天负责清扫楼内会议室、卫生间和院领导的办公室，送开水等。钱三强同样不忽视这些做杂务的临时工，每年三八妇女节，他总要亲自买包糖果向她们祝贺节日，即便他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写张字条，托带包糖果表示心意。
在葛能全眼中，钱三强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家，对人对事都极其认真。
事实上，钱三强把这一品质保持到了最后。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之后才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一个月后，钱三强去世。
有一首诗最确切、最全面勾勒了钱三强的一生，诗的作者是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王大珩和钱三强是彼此相识时间最长（1920年起）、知之甚深的学友和同事。该诗后来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26册上，题目为《忆三强，我的挚友》。现照录于此（原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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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3-10-18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