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

当不正常的现象普遍存在时，就需要反思和拷问制度。科研经费制度的改革，应该以保护科研者的研究热情，以及建立防微杜渐的监督体制为要旨。

在中央密集的整治专项资金行动中，对科技部巡视的最终结果并不出乎意外：5所大学的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余万元。另有多起严重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典型问题”涉及多个名校课题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伸手必被捉。但7个教授“倒”下了，我们感到的不应是欣慰而是沉重。多年来，高校的科研经费腐败几乎是全国公开的秘密。若加大巡查力度，想必会有更多“惊奇”浮出水面。而能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的，都是国内相关学科的翘楚。培养这些人才不容易，这种损失，其实不限于当事者，也是国家的。当事者固然咎由自取，但国家层面的损失，谁来埋单？

经验是，淮橘为枳，当不正常的现象普遍存在时，就需要反思和拷问制度。

科研经费申报制度的问题早就饱受诟病。评审验收专家之间抱团默契互惠、缺乏严格论证、跑“部”“钱”进、只管审批不管验收、课题低水平重复或重复申报，各类怪现象层出不穷。有效监管的长期缺乏，造成了“圈钱”行为的泛滥，并进一步加大了科研人员对法律的轻慢。这种情形，是否需要对有关部门问责？

在人文科学领域，科研经费制度不合理还体现为另一种情形。比如国家哲学社科基金的项目经费已达15万元，但劳务支出比例严控在20%以下且不能支付给专家本人。事实上，很多项目的物质支出不需要这么多，而专家的巨额时间和脑力劳动付出却被制度性忽视了。

面对问题，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整改”。但整改并非第一天开始，其效果则不容乐观。相反，一种“矫枉过正”的僵化正在形成。

比如，一个跨度数年的大型项目，可能使用的仪器还未完全可知，但在申报之初，预算就必须逐项填报，整体误差不超10%。不切实际的要求催逼出了不负责任的填报。再如，所有外出开会，必须会议通知、来回车票、异地住宿发票，各项要素缺一不可。这种“证据链式”的报销机制，对相关部门来说是省事了，但却是以缺乏人文关怀的“证据链”式的有罪推定思维为基础的。

科研经费制度的改革，应该以保护科研者的研究热情，以及建立防微杜渐的监督体制为要旨。如果整改不面对呼声甚高的明显问题，只是着眼于免责思维的“一刀切式”的制度，这不是整改，而是懒政。这种情形，谁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