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记者 郑千里
2013年，高福很“火”。2013可圈可点的生命科学人物，2013年度科技创新人物……除了新晋院士名录，在不少年度排行里，高福都“榜上有名”。这与他回国10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忆往昔十载光阴，令他倍感安慰的，有追随着他回国的妻子、儿女，也有这十年来积攒的三件“功劳”。
推开门，记者惊呆了。一个不足35平方米的房间，满满当当地塞着八张隔间式办公桌，几名科研人员正埋头工作。
“他刚刚出去了，办公桌就在那。”坐在靠近门的助研吴莹起身指了位置。那是一张任何单位都能找到的办公桌，占地两平方米不到，背后是摆满书的书架，几本获奖证书和几张大合照立于书前。
“你们来啦，让你们久等了。”诧异之际，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一个身影从走廊尽头的光亮处走近。
这个声音和身影，正是新晋院士、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高福。
2013年，高福很“火”。2013可圈可点的生命科学人物，2013年度科技创新人物……除了新晋院士名录，在不少年度排行里，高福都“榜上有名”。这与他回国10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忆往昔十载光阴，令他倍感安慰的，有追随着他回国的妻子儿女，也有这十年来积攒的三件“功劳”：建一个新所、立两块石头、攀三座山峰。
一个新所
2004年的3月11日。这一天对于高福是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高福只身回国，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一职，他在国外的13年工作生涯告一段落。
“竞聘所长的时候，自己没有提什么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中科院给我的条件很好。”高福笑着回忆，“工资该怎么发就怎么发，当时房价大约是六七千一平，中科院分配了我一套大的经济适用房，尽管自己也要花钱买，但相对还是便宜很多。”
“不要小富即安，微生物所要立足做大事。”这是高福刚刚就任所长时，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他的叮嘱。这句话，高福至今铭记于心。
为了“做大事”，高福当所长的4年里，搞改革，搞建设，有经验，也有教训。“有经验挺高兴，有教训呢，就更高兴。”高福豁达地笑着。
高福用三个“布局”总结了4年的所长经历——观念布局、学科布局、人才布局。
“在观念上，我主张聚焦科学，不要搞其他没用的事情。说自己是微生物所的科学家，就要拿像样的成果。当所长、做科研，也别说很辛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不出东西来。做不出来就说明你没好好干。”高福直言，“没有功劳等于‘白劳’。”
在学科布局上，高福坚持“不能均富”。“科学只能第一不能第二。我们要根据国家需求，根据当时情况，有些老掉牙的学科该放弃就要放弃，不能均富。”高福说。
人才布局也是高福的“大手笔”。“搅水”“拔萝卜”成为高福着手人才布局的利器。“我做所长之后就开始搅这潭水，微生物所的一部分同志调走了，我觉得这是好事，搅起来以后人才就流动了。中科院只能留一流的科学家，若是二三流的科学家把萝卜坑占了，新萝卜就过不来。”高福说。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4年的所长任期内高福没少碰钉子。“当时受到不少非议，不过我这个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思想负担都比较轻。”高福笑言。
在这4年里，高福还办了件与自己专业看似不搭界的“大事”。这件“大事”，直观表现为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的“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面对当时逐渐“火热”的生物质能源、生物材料等与“绿色”挂钩的技术，高福没有不做的余地。而这类工业微生物技术，显然不属于高福专长的领域——病原微生物。
“我回国当所长的那几年，花了大部分精力抓微生物所的工业生物技术。”高福回忆，“这件事情，是我在路甬祥院长的指示下，在陈竺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做成的。那时在北京这边很难搞发酵车间，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与之相比，天津在工业微生物方面的基础非常雄厚，而且天津没有一个中科院的单位，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去天津。”
不过，“这件事”也有些出乎高福意料之外。“原来设计是把它作为微生物研究所的研发基地，最后发展成了中科院独立的研究所。”高福说，“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一件好事。”
“享受过程看结果”的理念，成为高福在这4年时光里浓缩出的精华。
两块石头
7年前，高福促成了一出“石头记”。
即使现在去中科院微生物所，还能看见微生物所的楼下立着的两块大石头。一块写着“宁静致远”，一块写着“格物致知”。这两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藏着不寻常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在2005年。这年5月，中科院和日本的东京大学正式签署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框架协议，在这份协议的基础上，微生物所与生物物理所和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交流备忘录。
2006年5月26日，中日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和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成立，并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
次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日本，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这篇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也让高福十分感动。至今他仍能一口气背出结尾的那段话。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
当时，高福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在中科院奥运园区的大院里立一块泰山石、一块富士山石，表明要促进中日友好。
“这两块石头还真是从泰山和富士山拉过来的，路甬祥院长在泰山石上题了‘宁静致远’，东京大学前校长有马朗人题了‘格物致知’。”高福说。
科技外交，是高福对这种国家层面科学交流的概括。“中日联合实验室就在我们3楼，东京大学的北村义浩和石田尚臣是研究组长，他们的日本朋友、美国朋友、法国朋友也经常到这里来访问交流。这种交流不用去策划，自己就开始了。”
“尽管现在的中日关系不太和谐，但民间的这种科技外交还是要继续。科学无国界，传染病也无国界。”高福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打了一个喷嚏，多伦多救护车满街跑’，说的就是香港人打了一个喷嚏，多伦多老太太乘飞机回国，第二天多伦多就有SARS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为什么要到全世界去建？英国的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什么要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建传染病研究中心？因为在英国研究不了登革热、黄热病、疟疾，基础研究可以做，但没有现场环境不行。因此，他们在国外建立联合实验室除了要扩大国际合作与影响外也是他们的国家利益。”高福感慨道。
当选中科院院士之后，高福更觉肩上的责任重了。“民间交往不能断，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做这些事情，这也是下一步我想在国内推动的，我国也应该建立海外传染病研究中心。”高福说。
三座山峰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跟大家离得近一点，可以随时讨论科研问题。”对于颇显拥挤的办公室，高福这样评价。的确，对于高福来说，微生物里的科研问题，才是大事。
2008年，高福卸任微生物所所长一职。对科研工作的高度热情，促使他尽管已卸任，却仍留在微生物所。
“我不能走，要好好地在这儿干。”说这话时，高福仍带着孩子般的固执。
坚持，给了他回报。2008年12月18日，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成立，这个实验室成了高福的新阵营和新起点，他也开始组建起新的团队。
“现在实验室共有18个组长，每位组长都有小的课题组，整个团队重点就做三件事。”高福说。
18位组长，攀登三座山峰。这是高福重点实验室设立的目标。
“不多做，就做三件事。”高福介绍，“第一件是病原微生物突破种间传播的机制，我的课题组是研究细胞表面的，研究病毒是怎么进入细胞的，还有如刘文军与叶昕的课题组，是研究病毒进去以后在人或其他动物体内是如何增殖的；第二件是做细胞免疫，回答与感染相关的细胞免疫问题；第三件是耐药与抗感染新药的研究，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回答很多机制的问题，研究它为什么耐药，以耐药为研究方向的同时，也进一步做药物开发。”
“这三个山峰已经很高了，而且攀登每个山峰的挑战性都很大。等世界上这个研究的‘山峰’上有我们科学家的名字，有了重点实验室的名字，有了中国科学院‘CAS’这个词，就足够了。”
对于科研，高福并不贪多求全。“科研贵在‘顶天立地’。”高福说，“要做与国家需求匹配，与世界接轨的‘顶天’的科研，谁也别拿几篇论文来交差，做国际一流，就不能去重复别人的研究。技术求同，科学求异。”
“科学求异”，正是高福做科研的原则。这个原则对于他和他的小课题组来说，亦然。
高福谈及自己的小课题组，自称为“一群刨根问底的人”。
H5N1、H5N2、H6N1、H10N8、SARS、MARS……近年来，各种新生突发病原接踵而至。高福的课题组也忙得不可开交。
“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解答what（病毒是什么）的问题，我的课题组是解答why（为什么感染）和how（如何感染）的问题。我主要研究重要病原，尤其是病毒突破种间屏障跨种传播的机制，分析新生突发病原是怎么从感染一个物种跨到感染另一个种。”高福说，“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积累可以帮助指导疾病的预防控制。回答了how和why的问题，接下来的预防控制就好办了。”
身兼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也成功地将基础研究和预防控制结合起来。“在这个山峰上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名字。”高福笑言。
去年，这个重点实验室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五岁生日。“每年年会的大合照我都摆在办公室里。”高福说。
四口之家
除了大事，生活中的高福还有着不少琐事，甚至囧事。
高福时不时用右手扶着左肩，转动着左胳膊。“哎，耍酷没耍好。”面对记者的疑问，高福自嘲。
2011 年的一个星期六，高福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对骑车技术颇感自信的他一手握着车把，一手打着电话。正打着电话骑着车，远处一位学生跟他打了个招呼，原本准备停下车寒暄几句的他忘记手握的是前刹车，一捏闸，人仰马翻。
“左胳膊就这样摔了，后来绑着绷带吊着胳膊，肌肉关节变形了。”他边笑边转着胳膊，“怎么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当时远在英国的弟弟得知此事后，给高福发了一封“问候”的邮件：“你快50岁的身体当20岁来活，不摔才不正常。”
生活中，让高福“乐”的事情不少。而令他骄傲的，不只有他的科研，还有他美满的四口之家。
2004年，高福作出的回国选择影响的不只是自己。当时，儿子13岁，女儿还不到两岁。第二年，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带着儿女从英国回国，四口之家得以团聚。如今儿子已出国留学，女儿正读小学。
“我太太比我晚一年多回来，她自己找工作，在公司干得挺好。”对于妻子的能力和事业，高福在轻描淡写中透露出心安。
“不过，对孩子的培养还真是一个大的挑战。”高福说，“我儿子回来以后，在朋友帮忙和政策支持之下，进了清华附中读初二。没想到，两年的功夫，他竟然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附中，孩子的潜力还是可挖掘的。”
“我们基本不管孩子，儿子天天骑着自行车到清华附中，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冬天夏天。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还是得靠锻炼。”高福说。
但“不管孩子”的夫妻俩在孩子身上其实并没少操心。
当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儿子，中文底子薄。高福和太太就扮演起良师益友的角色。“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引导他，给他找中文老师补课。好在他自己也很用功。”
儿子走向科研，这是高福的骄傲。“现在他已经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毕业，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说着高福从沙发椅里坐直，微笑着端起桌上的咖啡抿了一口。
《中国科学报》 (2014-01-24 第5版 人物周刊)
